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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实行计划经济制度,才能解决经济危机

陈中华:实行计划经济制度,才能解决经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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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在资源的配置上,存在盲目性和局限性,引发恶性竞争、重复建设、假货泛滥、短期行为,导致经济危机;在收入的分配上,会造成社会分配不公,加剧贫富的矛盾;在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方面,会产生拜金主义等消极现象。


计划经济:在集中统一的原则下,强调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的结合;以计划管理为主;在计划管理上实行多种计划类型;比较注重宏观调控,综合平衡。从而避免市场经济发展的盲目性、不确定性等问题,给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危害。


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农民和中国工人,是完全在党领导下劳动生产的,党根椐国民需要,让农民工人干啥,农民工人就干啥。工农安居乐业,党的政权稳定。搞市场经济后,党把中国的农民和工人推向市场,失去领导的农民工人只好给资本家打工,拿资本家的工钱听资本家的话被资本家剥削受资本家领导,无形中使党失去领导工农的权力。我认为;主动性和积极性完全可以以道德教育的引导和赏罚分明的制度解决的,失去领导工农的权力之后果是十分严重。


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给全球经济带来了百年不遇的重创。此次经济危机,已经超越了1929年全球大萧条,正在全球范围内蔓延: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经济衰退剧烈,目前失业人数已达2200万人,美国第一季度的经济预计可能下跌15%;美国股市创历史的经历了大幅波动,资本市场四次熔断,短时间内,股市一下跌了百分之三十几,正面临着金融危机。4月20日,国际原油期货油价“自由落体”式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5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收于-37.63美元/桶,跌幅超过300%!被称为“人类历史上首次”,它表明对世界各国对石油需求大大降低,原因是世界各国经济大衰退所致。


各国保护主义抬头,民粹主义抬头,限制医疗防疫用品、粮食出口的国家有增无减。历史教科书都学到过这一幕再现:据美国国家牛奶营销合作社“美国乳农”公司统计,近期全美每天大约要倒掉1000万-1400万升的牛奶。威斯康星、密歇根、宾夕法尼亚等乳制品大州的奶农近期陆续开始把牛奶倒入下水道、池塘、农田等。这一幕与1929年经济大萧条是似曾相识。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逆全球化趋势加剧。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3%,其中美国经济的增速会是-5.9%,日本-5.2%,英国-6.5%,德国-6.9%,世界经济一片萧条,全球经济将进入大衰退期。


中国的国内经济形势,同样不容乐观。2020年4月17日,国新办就今年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介绍,初步核算,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20650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下降6.8%。也就是说:2020年一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6.8%。增速破“0”,这是自1992年以来中国经济第一次出现季度性的萎缩。这是新冠肺炎后,国家统计局第一次公布的经济数据。毋庸置疑,中国的经济危机已经到来了。


面对全球经济危机,面对国内经济危机,在这性命攸关的危难关头,要充分发挥我国的制度和体制优势,以国家作为动力源,强力拉动经济,摆脱经济困境。具体内容如下:


一、以“甲乙轮转工作制”实施“就业倍增计划”广泛吸纳就业


当经济下行,经济萧条,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候,必然会产生企业裁员,大量的劳动者失业,带来巨大的社会问题。因此,稳就业、保就业是头等大事。


如何才能有效预防与化解大量失业呢?或可采用“甲乙轮转工作制度”的做法解决。所谓“甲乙轮转工作制度”是指:由员工、企业和政府“三位一体、三个层面”共同参与的同一工作岗位多人轮转工作制度:其一、员工层面:每个工作岗位,由原来的一个员工自己工作,改为由两名员工轮转工作。举例说明:甲员工每周一三五工作3天,周二四培训2天,周六日休息2天,乙员工每周二四六工作3天,周三五培训2天,周日一休息2天。甲乙每人分别都拿原工资的50%-80%的工资。必要的时候,每周或可以再曾加1天的休息时间,以作为工资减少的补偿。其二、企业层面:按照甲乙轮转工作的要求,重新制定工作岗位、工作定额、工作要求、薪酬标准、轮转规定、培训安排等。使得“一个岗位、两套人马,一碗饭两人吃”,企业在不影响生产能力与效率的前提下,不但没有裁员50%,反而保证了员工的充分就业。其三、政府层面:政府通过对实行“甲乙轮转工作制度”企业、事业单位进行减税,以及提供政府补贴等多种政策措施,弥补企业增加的工资成本等。将原本用于救济下岗失业职工、破产企业的钱,用在补偿“甲乙轮转工作制度”给企业造成的生产成本的上升。


该制度适应性,可以说各企业事业单位等都能够适用。特别是大量吸纳就业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意义:全面广泛充分吸纳就业;保障社会、企业、家庭稳定;全面提高了职工的工作与生活质量。


二、以“全年12个黄金周”为长假期,拉动全民内需消费


消费是促进经济复苏,拉动经济增长,吸纳扩大内需的关键措施。只有让人们享受更多的假期,拥有更多的休闲时间,才能有广泛的、深度的、全方位的消费。


我国实行每周双休日已经有多年了。与此同时,曾经实行过五一、十一两个黄金周的集中休假制度。后因故将五一黄金周取消,只保留十一黄金周。然而,在实施的过程中,无论是以前的双黄金周,还是现在的单黄金周,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且弊端突显。因此,只有跳出每周双休日,以及单双黄金周的思想禁锢,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故,我们提出:在全年中设立“12个黄金周”休假制度的构想,打破原来的双休日与黄金周自成体系的格局,将双休日和黄金周的休假天数通盘考虑、统筹安排,在不增加全年休假天数的前提下,仅仅只是进行结构性调整,生成新的休假制度。具体内容如下:


举例说明:按照每月四周,每周休息2天计算,每月共有8天休息。现停止每周双休日,改为每周单休日,这样每周减少1天每月共减少4天休息日,再将这4天集中安排到每月的最后一个周,加上本周的1天休息日,形成了共有5天的一个长假期。这样每月的前三周只休息1天,第四周共休息5天,每年共有12个月,就形成了全年的“12个黄金周”。逢国庆节 、春节等再做相应微调即可。由此而产生与现行相关法律相抵触的地方,可通过修改法律来解决。这样将彻底解决了原来一两个黄金周的种种弊端,使得全国公民在一年中有了“12个选项”。既分散且均衡了全国的人员流、交通流 、旅游流 、餐饮流 、住宿流、购物流等,又极大的扩大了内需市场,真正实现了内需拉动经济,内需吸纳就业,内需消化产能。


不过,要想通过消费来促进经济,老百姓的钱从何而来?


第一,目前国内大多数老百姓被房贷、车贷、消费贷等各种贷款压得喘不过气来,发下来的工资多半要上缴银行,贷款人每月能够勉强维持生计就不错了,要想让他们去扩大消费,是白日做梦的。当然,银行上半年以来频繁降低房贷利率,以减轻买房者的月供压力。但是降房贷利率是杯水车薪,只有把房价真正降下来,这样才有可能促进国民消费。


第二,全国有6亿人的人均收入只有1000元/月,这些人倒不是不想消费,而是他们根本没财力消费。每个月能解决温饱就很好了,指望他们去额外消费,那等于惦记人家的保命钱,不妥不妥。


第三,受到Y情的影响,国内经济较为低迷,很多企业都关门倒闭了,还有些企业效益大幅滑坡,就只能通过“裁员降薪”的方式来熬过难关。但裁员降薪,都会减少老百姓的收入。老百姓的收入减少,又怎能提振经济,促进消费需求呢?


此外,国内一些富裕家庭,在国内消费非常有限,他们喜欢购买国外的商品。现在不能出国,他们可以通过海淘的方式,把自己需要的商品购买到手。这样的家庭虽然消费能力很强,但他们相信国外的商品质量好,而国内的很多商品假冒伪劣盛行,所以宁愿买国外进口商品,也不愿意消费国内商品……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要想通过“内循环”来提振国内经济、消费能力,必须要要向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向民众发现金,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发,目前,冠状病毒疫情在世界各国扩散,没有人知道对各国经济打击到底会有多大,但越来越多经验证据指向这次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甚至远超1930年代的大萧条。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只是局部的金融和经济领域危机,但这次危机是全方位的,是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治理危机和国际秩序危机的“综合症”。如果疫情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导致各国危机加深,社会大恐慌,更会导致战争风险的剧增。在历史上,瘟疫和战争一直是一对孪生兄弟。正因为这样,各国尤其是西方诸国都出台了庞大的经济救助计划。


总体说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救助计划表现出强烈的社会主义倾向。实际上,越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和英国,救助计划越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德法等欧洲大陆国家本来社会主义成分就已经很高了。美国最为典型。“如果美国经济崩溃,谁来负责?”这是前段时间美国举国讨论的问题。为了防止美国经济与各级企业、劳工与一般家庭,不至于在冠病的威胁下,陷入大规模破产的绝境,美国国会、联邦财政部与白宫,全速推动《防疫期间刺激经济方案》。随着疫情的高速飙升,振兴预算也从原本的8000亿美元,一路膨胀成2万亿美元的天价规模。尽管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就这个救助计划有党派争论,但这是一次非常有效的争论。


民主党对于共和党预算的质疑主要在于“黑箱作业”和“渔利财团”。在2008年金融海啸中,美国政府出台的救助计划,结果是“财团负债全民买单”,大企业的大股东与领导层荷包满满全身而退,受创最深但获得支援最少的基层民众,却反而得承担政府财务紧缩的长期后果。因此为了避免“救富不救穷”的状况出现,民主党强硬要求在法案中追加限制条文,包括申请纾困的大企业不得回购股权、必须严格限制高管薪酬,设下纾困预算的审查门槛,以透明化财政部所释出的纾困金流向,避免“黑箱纾困”再次引爆国民对于政府的不信任与怨怼。救助方案最终在国会通过。曾经谴责美国在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特朗普签署了这项法案,其中包括向除最富裕的美国成年人外的所有人提供1200美元的支票。


美国为年收入低于7.5万美金的成人发1200美元,两次合计2400美元(16800元人民币)向儿童发500美金,两次合计1000美金(7000元人民币)英国每月向每人发80%薪资,最高2500英镑(21750元人民币)至少执行三个月加拿大向每人发2000加元,连续4个月合计8000加元(40000元人民币)澳大利亚向每人发750澳元(3150元人民币)德国向自由职业者,个体户,小企业每月发9000欧元补贴(69300元人民币)5-10人公司可获得15000欧元补贴(115500元人民币)为期三个月日本给1000户家庭,每户发两个口罩和30万日元(20000元人民币)韩国向包括中产阶层在内的收入下游70%家庭发放灾害补助,4人户的补助标准为每户100万韩元(5800元人民币)中国香港向18以上香港永久居民每人发10000元港币(9071元人民币)中国澳门向澳门永久居民每人发10000澳门元(8807元人民币)向非永久居民每人发6000澳门元(5284元人民币)


中国的情况又如何呢?疫情对中国经济的打击毋庸置疑。封村、封小区、封城、封省、断航,这些都会对经济产生巨大的负面作用,但中国领导层把老百姓的生命置于第一位,断然作出封城、断航的决策。类似美国那样的“人命重要”还是“经济重要”的争议并没有、也不会出现在中国。封城这样的被西方视为是“极端”的举措,不仅在武汉(湖北)采用,而且也延伸到中国的其他省份。尽管疫情很快得到了控制,但整个国家第一季度的经济基本上也消失了。原来人们以为疫情被控制之后,各地会尽快复工复产,经济会有一个强烈的反弹,但现在看来,情况并不乐观。很多疫情因素继续深刻地影响着经济活动。


第一,疫情被控制下来了,但这并不意味着疫情消失了。现在人们担忧的是第二波疫情会不会发生。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在全球转了三圈才被控制下来。在能够发明和生产疫苗之前,这种不确定性一直会游荡在社会之中。第二,疫情控制下来了,但人们的心理恢复则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要马上进入正常的工作状态似乎并不现实。第三,即使国内可以复工了,但来自欧美的需求则大大下降,甚至停止了。作为制造业基地的中国,尤其在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很多企业都是组装或者加工企业,没来来自欧美的订单,企业也难以复工复产。很多企业要不倒闭,要不无限期延期放假。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时,尽管中国本身并没有危机,但中国政府果断地推出了一个4万亿元人民币的拯救方案,对预防危机延伸到中国起到了有效的防御作用。这次危机如此深刻,中国政府是否需要更大、更有效的经济拯救方案?至少到现在为止,中国政府没有出台这样的方案。这或许是因为历史的教训所致。上次4万亿元人民币的拯救方案,尽管阻止经济危机延伸到中国,但也产生了巨大的负面效果,即内部产业结构的恶化。4万亿进入国有企业,没有进入民营部门,结果导致了“国进民退”的局面。国有企业本来就强大,现在更加强大了。


再者,很多国有企业开始大举进入房地产领域,和民营部门一起把中国的房地产推到了历史最高峰,中国的房价从此就降不下来了。这些问题直到现在还没有消化掉。这次政府变得“保守”或者审慎也就可以理解了。但问题可能并非那么简单。中国政府拯救经济的决心可能比任何政府更强大,同时作为第二大经济体,今天的中国也更具有能力来拯救经济。问题在于中国不缺钱,缺的是思想,即如何用钱。无论从政府还是主流学者对经济政策的讨论,中国所采取的路径恰恰和西方相反,即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西方行的是社会主义路线;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反而行的是市场路线。在中国的拯救经济方案中,人们几乎看不到社会主义的成分,资本的分量(或者说市场的分量)却得到张扬。这可能和1980年代以来久盛不衰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有关。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早期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功不可没,但也正因为变得根深蒂固,影响着人们的思考和决策行为。


在中国,最明显的就是GDP主义,即经济本身变成了独立的单元,一切经济活动的意义在于GDP。GDP主义直接地表现在今天的经济政策争论中,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要不要直接给老百姓发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直接给老百姓发钱了,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呢?至少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制度呢,发钱的声音也有,但非常小声,人们听不到。主流经济学家不主张发钱,但主张发消费券。因为主流考虑的是GDP,是要通过消费券来刺激消费,激活交易,产生GDP。钱和消费券的区别在于,钱没有使用的截止期,而消费券则有。消费券必须限时消费掉,否则会过期,而钱不一样,老百姓得到了钱之后可以不消费而存入银行。因为恐惧于老百姓不消费,转化不了GDP,因此主张发消费券。这便是资本的逻辑,不是社会的逻辑。很多人都承认,今天或许更长时间里的经济不再是GDP经济,而是活着经济或者生存经济。考虑到中国社会大部分还是穷人,而这次受疫情影响最重的也是社会底层,直接发钱的理由就更充分了。


在中国的舆论市场上那些叫得很响亮的企业,其实还是有能力活着的,那些没有能力活下去的企业、家庭和个人,连发声的机会和能力都没有了。发钱不见得能够马上产生GDP,但可以对社会稳定起到正面作用。社会底层老百姓有点钱放在家里,就不会担心明天会不会有饭吃,省吃俭用,就有助于产生稳定感。如果社会底层的40%稳定了,总体社会就不会有问题。只要社会是稳定的,发展只是快慢而已。但如果发消费券,或许能够产生GDP,但更有可能因为强制消费造成社会恐慌。发消费券而不发钱,要不就是对中国社会底层不了解,要不就是GDP主义在作崇。


第二,生产要素流动自由能否促进GDP增长?生产要素流动自由促进经济增长,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没有人会怀疑。但这里仍然有几个重要的问题须要回答。首先,要素流动从长远来看,促进经济增长没有问题,但还是“远水救不了近火”。社会需要拯救,要素流动拯救不了社会。其次,更重要的是什么样的要素流动?人们对此没有很大的信心,因为从前几次危机都是通过牺牲社会来拯救经济的。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通过教育的产业化来促进GDP的增长的;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则导致了房地产成为暴富产业。教育和房地产,加上之前的医疗领域的产业化,导致了今天中国社会的局面。严格说来,这些都是社会领域,并非经济领域,须要国家的大力投入。


但在中国,不仅没有国家的大力投入,反而产业化了,因此社会没有了制度基础,社会稳定也就没有了基础。如果要通过要素流动来促进经济增长,这次会牺牲掉哪个社会部门呢?人们想到的是农村的土地。对数亿农民来说,土地就是他们的基本保障。农村的土地一直以来也是各方(尤其是资本和地方政府)紧盯着的潜在财富。这些年,人们讨论宅基地的流转问题,这主要是为了平衡农村和城市的发展平衡问题。农村很长时间以来,只有流出,没有流入。农民一富裕就到城市里面购置房屋,送小孩到城市就学。广大的农村只有政府的有限投入,可持续发展成为了大问题。


并且,很多农民进城之后,宅基地抛荒,没人管理。在这样的情况下,容许城市居民到农村盖房、居住,并在此基础之上引入必要的服务业,也是平衡城乡发展的一个有效途径。不过,这次所讨论的要素,却不是这样的概念了,而是大规模的土地流动,并且要把原先中央政府掌握的土地权下放给省级政府。历史地看,这一个政策的结果是可预测的。地方官员感兴趣的只是土地所能产出的GDP,而非土地上的人口。农民一旦失去土地,或者国家一旦大量失去耕地,就会造成不可收拾的结局。近年来,户口制度已经松动,但对进了城的农民来说,户口仅仅是一张纸,毫无意义。


城市户口的核心问题就是社会制度,但这方面没有人关心。土地制度激进变化的结果,便是底层问题很快就会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而在没有足够社会保障的城市,这类基层问题所能产生的政治能量,不知道要比农村强多少倍。第三,新基建能够救经济吗?“新基建”最近急速流行起来。如果老基建投资在高铁、港口、航空港、高速公路等项目上,新基建就是投资在技术上如5G,尤其是人们称之为A(AI,人工智能)、B(block chain,区块链)、C(computing cloud,云计算)和D(big data,大数据)上。据报道,中央政府未来几年有3.5万亿人民币,13个省市有34万亿人民币的资金要投入到新基建。这些技术对未来经济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但第一,这些方面的投入能够支撑得起第二大经济体量的增长吗?一些观察家已经提出,新基建不可能达到GDP主义者所预设的目标,他们因此主张老基建复苏、新基建加力。也应当指出的是,除了少数地方,老基建已经充分甚至过度了。第二,如果过度强调新基建的作用,就会导致技术乌托邦主义。哪一个国家不想技术进步?但技术进步可求不可得,没有人会知道新技术什么时候才会出现。有时候,巨量的投入也不见得会导致技术创新。第三,正因为技术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只能从长期的角度来考量,不能夸大其对拯救因为疫情而造成的经济危机的作用。


实际上,中国经济发展到了这个阶段,客观上已经要求人们超越旧的GDP主义,而须要一种新的思维和思路。这个新思维可以被称之为“软基建”,意在通过社会制度建设来提供各种公共服务,保卫社会,在底层脱贫的基础上,做大做强中产阶层,再在此基础之上追求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如果把“新基建”的内容置于“软基建”的构架中,其对经济和社会的意义就更清楚了。经济属于社会,社会被破坏掉了,最高速的经济增长也会变得毫无意义。GDP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发展,经常本末倒置,破坏了社会,不仅增张不可持续,更会酿成巨大的社会危机。如果说世界上有所谓的“危中有机”,那这次新冠疫情给中国带来的最大机会是民意机会,而不是什么经济机遇或其它什么机遇。民意机遇,既可以说是灾难压力下的爱国反应,也可以认为是国际压力下的被动性反抗,究其根本,则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使然,大难之下,惯性抱团。


灾难,总会过去,也就只是一种病毒。但是,凝聚起来的民意不能随风而去,把应急性团结转化为常态化团结才是重中之重。要实现这个目标,最有效且唯一的办法是政府时刻要尊重民意,持续努力改善民生,近来,基于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民生造成的影响,政府也好,媒体也好,天天都在谈促进消费以刺激经济。但是很多人无钱怎么去消费?据不完全统计,中国80%的财富集中在0.4%的少数人手里,即使这一小部分人拼命的消费,横着花,竖着花,站着花,躺着花,也消费不了多少,对拉动消费无关痛痒,也就是说,中国的大部分资金都被冻结了,成了名副其实的死钱。


公共卫生危机之下的经济危机,直接补贴消费被证明是刺激消费的有效手段,政府给人民发钱,不但能提高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形象,还可以增加民众的购买力和激发消费欲望。我建议政府尽快直接给每个人发二万元救济款,由银行给每个人办一张卡直接存入,不要分贫富男女老少,显的公平又能防止被官员侵吞,有钱的人也不会去动这钱的。


三、以“居家嵌入机构养老”为基础,构建全国城镇养老制度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不断增长,2018年末65岁及以上人口为16658万人,占11.9%。预计2040年时老龄比例将超30%。2050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将达4.83亿人,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1.08亿人。随着老年人口比重持续上升,未来中国老龄人口将进一步增加。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加剧,养老日益受到重视。中国必须制定国家战略,应对养老,这个重大的亟待解决的民生问题。


为此,应该要有全国统一的专门的养老组织机构。建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事务局”,简称:国家暮年局,正部级建制,合署于国家民政部,由民政部部长兼任局长。将目前分散在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卫计委、国家老龄委等部门,关于老年和养老的职责,统一归口到“国家暮年局”管理,做到组织保障、制度保障。


在居家养老、机构养老之间,建立“居家型养老嵌入物业公司机构养老式的社区养老——居家享受机构养老服务”,作为中国城镇养老的一块基石。由于物业公司与住宅小区是结伴而生的,在养老制度顶层设计上,可将养老服务嵌入到物业公司中,让物业公司承担起机构养老、社会养老的任务,将“以物为本体的服务”即物业服务,与“以人为本体的服务”即养老服务,两者有机的结合起来,实现一个机构完成两大类服务。这样,既满足了中国老年人居家养老的习惯,适应中国当前实际的经济水平,突破了养儿防老的困境与藩篱,再加上社区医疗卫生服务的支持医养结合,又通过养老的机构化、社区化、社会化解决养老的难题。改变中国千百年来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提高养老的抗风险能力,以及服务质量和水平。可为90%以上的老年人解决基本养老问题。实现居家养老服务的机构化、社区化、社会化保障问题。另外10%留给养老院机构养老。


可以达到“一举三得”的显著效果:承担了中青年人的养老负担;解决了老年人的养老问题;为广大40、50人员的就业开辟了广阔就业市场,实现以养老产业拉动经济的目的。


四、以“公立医院与国营医药企业”为基石,重构全民免费医疗制度


重新构建全民免费医疗制度。设立“中国公共卫生健康管理委员会”,副国级建制,负责全民公共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建设与管理职责。设置七大管理中心:


1、医疗管理中心:该管理中心负责:省(含直辖市、自治区)、市(地级市)、县、乡,四级公立医院的统一垂直管理。公立医院的设置与建设,向基层下沉,以县级为重点和重心。原则上,每一个县都应设立一所三级甲等公立医院,副厅级建制。可在原有县级人民医院的基础上,进行扩建、改建、新建。以此县域三甲公立医院为中心,业务指导下瞎的乡级二甲(或一甲)公立医院,为副处级建制。由此与省、市两级三甲公立医院一起,构成全国四级公立医院网。全国统一编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立第一医院,简称:公立第一医院,排序以此类推。


2、医药管理中心:三大职责:一是、负责管理全国国营药品生产企业;二是、管理仿制药生产,充分利用国际规则,选用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三是、进口药品全国范围内的价格谈判,即带量集中采购谈判,极大降低进口药的价格。


该管理中心主要负责,全国国营药品生产企业的统一归口管理。企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设立国营药厂。为公立医院,以及全社会提供医疗药品供应服务。药品生产以满足全社会,特别是公立医院药品的需求为目的,不以营利为目的,没有利润指标。为公立医院提供的药品,按出厂价格计算。全国统一编制参照公立医院。例如、国营第一制药厂。


3、医械管理中心:负责全国国营医疗设备、医疗器械、医疗用品等生产企业的统一垂直管理。建立“国有垄断大型医疗设备器械企业”,例如、CT、核磁、彩超、钢板、支架等生产企业。提高研发能力和水平,佔领由跨国公司垄断的市场,把我国医疗费用大幅度降低下来,保证医疗卫生需求和发展的需要。


4、医学管理中心:负责全国国立医科大学的管理与建设。国立医科大学,全国统一命名和排序。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立第一医科大学。落实三大任务:一是、培养培训医疗人才;二是、进行医学、医疗、医药、医械等科学研究和创新,赶超世界先进科技,提高全行业科技水平;三是、教学与医院结合,医药、医械企业结合,学、研、产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由国家免费培养本科、硕士、博士医科学生,护士培养以大学专科学历为起点,他们毕业后依法依规为国家服务。


5、信息管理中心:负责中国公共卫生健康管理委员会,以及设置的七大管理中心的全部信息。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的基础上,构建网络信息化管理与服务平台。建立公立医院、国营医药企业、医科大学、研究单位、管理部门等,全员动态信息平台,掌握全部医疗、医药、医械、医学、医管等人力资源信息。建立与远程医疗相关的信息。


6、远程医疗中心:负责建立、运行、管理全国公共卫生健康远程医疗中心平台。建立全国统一的互联网公立医院。在全国各级公立医院、国立医科大学等实现互联互通。以三甲公立医院为中心,覆盖全国公立医院远程医疗网,实现网上网下、线上线下的有机结合。使得远程医疗成为常用的、普遍的、高效的、便捷的、低成本的一种新型的医学、医疗方式和手段。


7、综合管理中心:负责全国公共卫生健康等一切事务,包括人、财、物、供、产、销、学、研、信息等,实行全系统、全过程、全人员的统一管理、垂直管理。统筹、规划、建设、管理全国的公立医院,国营药厂,国营医疗器械厂,国立医科大学,国家公共卫生信息中心,国家远程医疗中心等。


最终现实一个根本目标,为全中国人民提供免费医疗服务。


五、以“第三次住房制度改革”为契机,根治房地产顽疾,保障人民的居住权


人,是巢穴居住的动物。房子,就是人类的巢穴。房子遮风避雨,房子恋爱招妻,房子生儿育女,房子成家立业,房子安身立命。人是要在房子里居住的,居住的权利是人类最大的权利之一。我国的住房制度,经历了第一次福利分房制度,以及现在还在实行的,第二次商品房制度。然而,现在的住房制度,有着重大的弊端,最为严重则是对中国青年的扼杀。


根据新浪财经披露:2019年7月25日 第一财经 记者刘展超题为《高校毕业生一半薪水支付房租 租赁市场稳定需财政支持》报道:“全国50城租房压力排行榜”报告显示,一线城市如果想一个人整租一居室,房租占其收入六成以上,北京、上海、深圳更是高达九成以上。即使是退而选择合租,在一线城市的房租成本也高达收入的30%以上。同时报道: 2019年中央财政支持住房租赁市场发展试点范围名单:北京、长春、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福州、厦门、济南、郑州、武汉、长沙、广州、深圳、重庆、成都,这16个试点城市中,大多数“整租一居室租金收入比”超过了50%以上。


2019年全国高校应届毕业生约834万人创历史新高。恰遭遇新冠疫情,使得原本就下行的经济,直接将GDP重创为-6.8%,陷入大萧条经济危机之中。就业与住房双重压力叠加,让青年人不堪重负。更有甚者,当一对青年人,需要结婚成家的时候,他们购买的第一套房子,需要六个钱包(男女双方两个年轻人的钱包、男方父母两个人的钱包、女方父母两个人的钱包)来同时支付,也仅仅是够支付房子的首付的时候,剩余大部分房款,还要他们用20年,甚至30年的按揭抵押贷款偿还。这种“住房按揭抵押贷款制度”的罪恶,就像对黑熊抽取其胆汁一样,将导管植入黑熊的胆里,定时的抽取。购房的青年夫妇,在未来的20-30年里,每天当他们睁开眼睛的时候,想着的就是还银行房贷,直到他们耗尽了青春即将退休为止。他们不敢生病,不敢失业、不敢失去工作。因此,第三次房改势在必行,概括说来核心内容:在全部住房市场中,将公租房占比提高到80%,商品房占20%。具体内容如下:


1、立即开征房产税。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没有开征房产税、赠与税、遗产税的少数国家。世界上100多国家,其中包括欧美日等所有发达国家,均开设了上述税种。以至于中国目前,拥有十数套、数十套、数百套房子的所有者大有人在,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盘剥的食利阶层,房价与房租高企,与他们有着密切的关系。开征房产税,会极大地降低炒房,囤房行为,能够释放出大量的富余房源,会大幅度的降低房价和租金。理由不在此赘述。


2、全力建设公租房。各级政府、以及有条件的单位,应全力建设公租房。在全部住房市场中,将公租房的比例提高到80%,成为广大青年人走出校门以后,在就业、创业之初的首选住房形式,让广大的青年人,摆脱房奴、房租的奴役和剥削。不会再被房东年年涨价,而到处漂泊。


只有当中国的青年人,特别是那些大中专毕业生们,当他们走出校门,没有因为房子而沦陷时,他们才有时间、有财力,有精力、有热情、有信心、有希望,有憧憬、有能力的去热爱和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只有给中国的青年人希望,中国才是有希望的;只有给中国青年人美好的未来,中国才有美好的未来!


六、以“军工企业和科技创新”为着力点,拉动市场需求,提升国防与科技水平


1、国防需求拉动。全面开启与提升,中国陆海空天网的军事武器装备数量、质量和水平。这样才能“以战遏制战争”,以冷战的胜利,避免热战的爆发。中国的武器装备数量与质量,能否与美国抗衡,甚至超越,这将是中国存亡的一切前提条件和基础。这是一个1与后面一排0的关系,倘若1不存在,那么后面再多的0也没有意义。中国必须在短期内,拥有5000枚核弹,以及陆海空天的“四位一体”的投射武器;拥有10个航空母舰战斗群等。所以说,中国若想用非军事战争手段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必须要有“利矛和坚盾”,否则中国的一切都有可能归零。只有当中国的国防军事实力与对手保持均衡,甚至优于他的时候,任何国家则不敢向中国动武,才能以冷战遏制热战,才能在不得已进行的热战中立于不败之地,才能为中国和平崛起奠定雄厚的军事力量。例如、国防需求拉动经济具有强大的拉动力:仅以航空母舰建造为例,生产建造航母,就需要有2000多个企业进行配套生产,以此蝴蝶效应将能涉及和牵动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


2、科技需求拉动。全面开启与提升,863计划2.0或3.0版,在科技领域全面追赶、超越、领先世界先进水平。为国防需求提供坚强有力科技保障。科学与技术,基础科学理论研究的突破,尖端核心技术研发制造的突破,是拉动经济发展“核动力”。因此,科技拉动,应该以国家的力量,以政府的大力投入为发力点和动力源。科技拉动是对经济的终极拉动。由此,印证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句话。所以,中国亟待要再次开启“863计划2.0”,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组建重组国家级的科技研究组织,打造类似贝尔实验室那样的研究组织和团队。在科学技术各个领域,跟踪、研发、超越、领先科学技术全方位、全领域,占领制高点。实施新基建计划。例如、人工智能、5G、物联网、区块链,量子计算技术等。特别关注:例如、核反应堆小微型化(用于核动力汽车、核动力导弹、核动力飞机等)。


七、以“中国第二农业”为脊梁,铸鼎中国饭碗,成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杠杠


农业需求拉动。谁来养活中国?中国人的饭碗要端在中国自己手里。以黑龙江农垦集团为榜样,农业工业化、农村集约化、农民职业化、土地国有化等,建立新型的农业生产组织,彻底改变一家一户、小农经济、包产到户、自然经济、封建方式的农业生产方式。以小城镇建设为目标,集中规划整治千百年形成的自然村落,“消灭传农业、农村、农民”……彻底改变中国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实行农业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农民职工化。置换中国农业。消灭传统意义上代际相传的农民。在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等,在适合大规模农业生产地域,参照“中国第二农业”模式,即类似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黑龙江农垦集团的模式(住:仅黑龙江农垦每年调出的粮食即可供京、津、沪、渝四大直辖市,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等,一亿多人口全年的口粮),建立融合第一、二、三产业的【中国第一、第二、第三农业产业集团】,撑起中国的农业脊梁,拥有副国级建制和待遇,可以跨省份、跨地域、跨行业的大型国家垄断的混合所有制的超级农业集团。彻底改变两千年来,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的农业生产方式,在粮食上能够自给自足,甚至有余,只有这样中国的粮食,中国的饭碗,才能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


特别是:中国第二农业振兴东北宏观思路是:以“土地国有化、农业工业化、农村集约化、农民职业化”为基本原则,以黑龙江北大荒集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基准模式,拷贝、完善、升级成立“中国东北农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共中国东北农业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为副国级建制,统一建设、发展、管理、经营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的“农业、农村、农民,即三农问题”。以东北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全力反哺农业,以农业现代化、信息化为动力源和发动机,整体牵引拉动整个东北工业生产,使得工业与农业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将中国的工业现代化与农业现代化深度融合,彻底消灭工农差别、彻底消灭城乡差别。届时的东北,或许可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中国第二农业”或许就是“中国新人民公社”。以此作为样板,将中国第二农业模式推广到全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中国农民的“穷根子”是什么?就是因为没有组织,中国农业只有组织起来,建立以公有制农业组织为主体,以其他所有制组织为辅助的,强有力的农业组织,有了这个平台和载体,才能吸纳工业强有力的反哺。所以说,中国第二农业是彻底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榜样。


八、以“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体制”,构建中国新型混合生产方式——中国生产方式


在互联网、超级计算机、大数据、云计算、移动支付、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数字货币时代,生产方式也必然会发生改变。


讲一个故事:一位母亲购买牛奶,她在互联网上,打开阿里巴巴的淘宝网,在伊利、蒙牛、光明、三元等品牌中选择了伊利品牌;再在鲜奶、酸奶、奶粉等选择了鲜奶;再在袋装、盒装、瓶装、罐装等选择了盒装;再选择价格区位。于是她将购买一箱鲜奶的钱,打到支付宝第三方账户上,形成了一个真实的、由货币支撑的购买行为。由此,在互联网上,同时产生了产品流、资金流、人流、信息流、物流等多种精准的数字化信息,便产生且启动了由需求拉动的一系列行为:拉动了奶企销售经销商;拉动了奶企生产;拉动了奶牛畜牧场生产;拉动了牧草生产;拉动了奶制品设备生产;拉动了奶制品工作母机生产;拉动了化工企业生产;拉动了钢铁企业生产;拉动了矿山企业生产;拉动了相关农业生产;拉动了电力能源生产;拉动了所有相关交通物流企业生产;拉动了银行金融企业生产;拉动了相关的科研生产;拉动了国家税收;拉动了各个相关人力资源的就业;拉动了各个相关行业领域的教育;拉动了基础设施建设生产……


综上所述,它的核心实质是什么呢?每一次拉动都对上游产品,发出了一个需求数量的信号。在此,借用化学术语,引出了一个重要概念,那就是“计划当量”的概念。所谓计划当量指:生产一个单位产品,需要消耗多少个数量单位的直接上游产品、间接上游产品的额定数量值。叫做计划当量。根据以上例子说明:通过互联网、超级计算机、大数据、云计算,可以计算出生产一箱鲜奶中,折算出需要消耗多少牧草的数量,这叫做直接上游产品计划当量。需要奶制品设备的数量,这叫做间接上游产品计划当量。依此类推,拉动传递一切相关的计划当量。


以一个母亲购买一箱鲜奶开启,倘若从一个人,扩展到成百上千人,到北京市朝阳区,到全北京市,乃至全国人口的购买牛奶行为;再扩展到购买粮油、肉类、服装、鞋帽、家电、汽车等一切需求行为,全都可以通过互联网、移动互联网、计算机、超级计算机、大数据记录下来,云计算计算出来,就可以得到一个人的需求量,一个区域的需求量,不同性别、年龄、收入水平的需求量,每个家庭的需求量等等,最终获得总需求量;同时,也能得到各个企业的、各个行业的、各个部门的、各个领域的供给量,最终获得总供给量。当我们能够得到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区域、一个县、一个市、一个省、一个国家的“需求量大数据”,通过对“大数据”的统计、分析,通过云计算,形成一个“供给量大数据”,以此进行全社会有计划的、有组织的生产,提供有效的供给。同时,生产又是建立在“柔性生产制造”基础之上的,能够满足人们的个性化需求。由此产生了“蝴蝶效应”,即“一连串的以需求拉动的,所有关联企业共同参与的,有计划的生产与销售,进而拉动了由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经济与社会活动”。


由此可见,从以上的故事例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通过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将产品流、资金流、人流、信息流、物流等多种精准的数字化信息,清晰的、准确的、量化的展现出来,形成了一只“看得见的手”。这是否是对欧美西方经济学的颠覆性革命呢!如果将这些自发的、无意识的、原始的操作,上升到自觉的、有意识的、有组织的国家计划概念和行为;那么,一旦当这个“大数据”由“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掌控,并且用“计划当量”编制全国性的需求与供给计划,由此进行有计划的生产时,全国性的计划经济便实现了。这种生产方式或可称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计划经济生产方式。中国新型的生产方式:美国生产方式 =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苏联生产方式 =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国生产方式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计划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计划经济生产方式。


九、农村可以搞合村并居


农村可以搞合村并居。农村民生工程配套不全,人员稀疏,难以形成产业化,闹里求财静处安身,城镇化是农民生活再上一个台阶的必然条件。“合村并居”政府真当做民生工程做,绝对值得肯定与推广的。山东农民之所以抵触“合村并居”,是由于地方政府在执行中搞先拆后建,从中渔利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第一 “合村并居”有利于改善农民的居住条件。


过去的四十年,我们国家以优先发展城市、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为主要的发展路径,这导致农村的吸引力逐年下降,同时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严重滞后于城市。


在很多农村,居住条件落后,生活垃圾、生活污水处理跟不上,交通设施不到位,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缺失,是普遍的现象。即便这几年一些地方道路硬化、人居环境治理工作有了明显的进步,也是“指标不治本”。与城市相比,中国的农村变得越来越不宜居,这是事实。


而“合村并居”无论是集中建“独门独院”,还是建多层楼房,均可以大大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


例如,在集中居住的小区,燃气可以入户,污水可以入管道,可以建设社区卫生服务站,以解决农村老人的看病问题,可以集中建设学校,解决农村孩子的远距离上学问题,等等。


政府也可以节省无谓的基础设施投入。农村的面貌改变了,政府的公共服务也可以做到全覆盖。


第二 “合村并居”有利于提前完成城市化。


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般至少还有二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也许从中西部看是这个情况,但是从山东(尤其是胶东)来看,城市化已经进入尾声。


如果你随便走进胶东的一个村庄做一下调查,你会发现,村里有能力进城的基本都进城了(农村50岁以下的人真的不多了),剩下的都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这些老人也分两种情况,有一部分因为要帮着城里的子女照顾孩子,也都随着子女进城居住了(他们以这种方式完成了城市化),那么剩下的,就是无能力或者压根不想进城的,他们是目前中国农村的“主力”群体。


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如果没有“合村并居”,这部分老人是无法完成城市化的。他们虽然属于待城市化的范畴,却不会给提升城市化率做任何贡献。最终的结局是,二三十年后,这部分老人没有了,城市化也就实际上完成了。


而“合村并居”却可以让这部分老人提前享受城市化带来的优质公共服务,帮助他们提升生活质量,同时也可以让城市化率大幅度提升(这被视为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发达的重要标志)。


第三 “合村并居”有利于土地规模化经营


中国农村发展为什么滞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土地过于分散,一家几亩地,这造成了农业的机械化难以大面积普及,农业科技水平难以提升,土地的利用效率太低。


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农产品价格尽管二十年来没有明显的提升(去年涨价的猪肉除外),但价格仍比国外要高不少(例如玉米、猪肉、大豆等),因此我国一直不断在进口粮食。皆是因为国外的农业采取了规模化经营,大幅度降低了成本,而中国的农村因为规模化不够,无能力做到这一点,反映到现实就是,中国的农民很辛苦,但是却不挣钱。


“合村并居”如能在尊重、保障农民利益的前提下,推行宅基地和耕地的合理、有偿退出机制,则可以明显提升农村土地的规模化水平,让中国的农业有条件实施科技化和机械化应用,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提升中国农产品的竞争力,进而保障中国农业的自足能力。


中国农村的未来不掌握在目前在农村生活的老人手中,而掌握在对农村怀有向往、有知识、有情怀的年轻人手中。过去的四十年,农村“只出不进”,年轻人大量走向城市,而却没有新鲜血液的注入,是造成中国农村快速衰落,“单向性衰败”的直接原因。只有“可出可进”,允许年轻人回乡置业、生产,让中产阶级进入乡村,让“有恒产者有恒心”,才是中国农村的真正未来。


十、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村投资建设,一能解决国家产能过剩问题,二能解决就业压力问题,还能大大地提高党在人民心中的形象。


目前,中国农村还有不少破旧的公路房屋,甚至土路草房,就是城市里也有很多破旧的楼房街道。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村投资建设,一能解决国家产能过剩问题,二能解决就业压力问题,还能大大地提高党在人民心中的形象。


政府为人民办事不要去计较盈亏,没钱印钱就可以了,其实干这些事,政府负责生产钱就可了,政府拿钱给建筑企业,建筑企业拿着政府的钱叫工农干活就行了,工农挣的钱向政府买水,电,燃气,广播电视,网络等,钱又回到政府手里了,这样经济就循环发展起来了。有些经济砖家可能会说,大量印钱会引发通货膨胀,我认为通货膨胀不是因钱多,而是因为缺货,比如目前的钢筋水泥和车房服装过剩会涨价吗?


其实政府也不用大量印钱,取消存取款实名制就可以了,使那些有钱的贪官和富豪敢于存款。目前因实行存取款实名制,造成贪官富豪不敢存钱,有些贪官把几个亿的钱都存家里,还有的洗白后存外国。国家应该想开点,不管什么钱,存进来就都是国家的钱,一个人不管有多少钱,除了吃住穿,还能干嘛,花不完的自然就变成为国家的了。


另外;贫富差距加大会动摇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削弱党的执政基础,阻碍经济的发展,影响社会的稳定,甚至会导致起政权的更迭。加大对农村投资建设是缩小贫富差距、解决就业压力产能过剩问题的根本。


一是进一步巩固和修建通村公路,解决偏僻角落村湾出行难问题。


二是加强对农田水利设施资金的投入,挖塘堰,修沟渠,切实解决人畜饮水和农田灌溉用水问题。


三是整合平整土地,实行农业生产机械化,可以由村干部领导联合生产,也可以由招标承包给一个企业生产,要改变过去包产到户的政策,把一大块地分成几小块,一户一小块,你种这他种那,农业根本实现不了机械化的。


四是一村建一所学校和一所养老院及一个门诊部,让村民就近学习,就医,养老。


五是根据实际需要,一村先建一幢水,电,燃气,广播电视,网络,暖气空调等设施齐全统一装修好的楼房,免费提供给村民居住生活后,再让村民把旧房平整成农业土地。不要先拆后建,想从中渔利。


以上建设需要很多资金和建材及工人的,政府不用为钱多而发愁去购买要不回来的美国债券,政府不用为产能过剩而发愁千方百计想办法出卖给外国,政府不用为农民,工人,大学毕业生,退役军人的就业问题而发愁搞劳力输出。政府也不用为政权能否长期稳固而发愁,你给人民办这么多好事,人民拥护还来不及!


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开展了一场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人民战争,目前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胜利,夺取最后的胜利也是毫无悬念的了。回顾和总结这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战的经验,我们完全可以说是计划经济救了中国。


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行动是一场人类与新冠病毒进行的特殊的战争,一个国家要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政治动员与组织能力,二是经济实力与动员能力,三是以医疗卫生为主的科技水平。这三者缺一不可。我国之所以能够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战中取胜,也是因为我国具有很强的政治动员与组织能力,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与很强的动员能力,具有较高的医疗卫生科技水平。本文主要从经济动员的角度进行一些分析。


一、打赢战争,不仅需要雄厚的经济潜力,更需要强大的战时动员能力


从战争的角度来看,经济实力主要包括经济潜力与战时动员能力两个方面。经济潜力是指战时可用于支持战争的各种资源,战时动员能力则是指发生战争时经过紧急动员将经济潜力迅速转换成实际的战争能力的能力。例如,从医疗卫生行业来看,一个国家平时拥有的医疗卫生资源,包括医院、床位、医疗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和设备等,就是这个国家拥有的可用于支持战争的医疗卫生潜力。但是潜力不等于实力,只有在发生战争时经过紧急动员能够迅速投入实战的那部分医疗卫生资源,才是战时真正用得上的医疗卫生实力。


由此可见,经济潜力是战时动员的基础,增强经济潜力对于提高战时动员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平时的经济潜力又不等于战时的经济实力,由于种种原因,平时的经济潜力有相当一部分是较难转换成战时的经济实力的。例如,从所有制的性质来看,公有特别是国有的各种资源可以立即投入战争,迅速转换成实际的战争能力;而私有的各种资源则需要通过征用和改造之后,才能用于战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国家公有制经济成分的比重越大,战时经济动员的能力就越强。所以,从国防战备和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角度来说,不仅需要雄厚的经济潜力,更需要强大的战时动员能力。


二、计划经济为我国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战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


计划经济是根据政府计划调节经济活动的经济运行体制。近40年来,我国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基本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是,在今年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行动中,却基本采取了计划经济的做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资源配置以政府计划为主。计划经济的资源配置主要实行政府计划,而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则是依靠市场自发调节。在今年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行动中,各地特别是在湖北省及武汉市,防控疫情所需的各种资源,包括医疗防疫人员和各种医疗防疫设备物资等,基本上都是由政府指令调配的。尤其是全国支援湖北的4万多名医务人员,都是根据国家的命令赶赴战役第一线的。


2、参战主体是公有制组织。计划经济的主体是公有制组织,而市场经济的主体则是私有制组织和个人。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战中,参战主体大都是公有制组织,特别是全国支援湖北的医务人员全部都来自公立医院。


3、贯彻“救人第一”的原则。计划经济的基本原则是综合效益最大化,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优先;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经济效益最大化和个人的利益优先。这次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行动,各级都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建康放到第一位,检测免费、治疗免费、住院免费,收费公路免费,铁路民航不收取退票费,并且在武汉紧急修建和改造了大量医院,等等,可以说是为了救人和控制疫情不惜一切代价,这只有在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情况下才能做到。


4、部分民众消费实行计划分配。例如,在全国许多地方,对口罩等防疫物资实行预约限额购买和计划分配,对隔离区域及人员的生活物资实行计划供应等。


在今年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行动中,由于采取了许多计划经济的做法,不仅最大限度地集中了有限的资源用于最需要的地方,为我国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战提供了可靠的人员与物质保障,而且较好地体现了社会公平,促进了社会和谐,维护了社会稳定。例如,这些年由于推行医疗市场化,导致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质退化,使医务人员由“白衣天使”变成“白衣商人”,医患关系日益紧张,患者或其亲属伤害医务人员的事件屡屡发生。而在今年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行动中,由于采取了计划经济的做法,医务人员根本不用去考虑什么“创收”问题,患者也不需为医疗费而担忧,结果,医患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少人深有感触地说,“白衣天使”又回来了。


在当今时代,我们中国不仅要时刻准备应对各种重大的自然灾害,还要准备对付霸权主义者对我国发动的侵略战争。今年这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战再一次告诉我们: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计划经济才是救国的灵丹妙药,国家的战略性资源绝不能控制在外国人手中,国家的经济命脉也不能被私人所掌握,否则,到了关键时候和紧要关头,就会遭到重大的损失甚至亡党亡国。


计划经济,或计划经济体制,又称指令型经济,是对生产、资源分配以及产品消费事先进行计划的经济体制。由于几乎所有计划经济体制都依赖于指令性计划,因此计划经济也被称为指令性经济。计划经济相对于市场经济,是指一种不同于市场经济的,高度集中的,实现高效率的社会经济体系。计划经济,顾名思义是有规划、计划发展经济。从而避免市场经济发展的盲目性、不确定性等问题,给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危害。如:重复建设、企业恶性竞争、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地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产生社会经济危机等问题。


搞市场经济完全是在瞎折腾,实际的现实就是劳民伤财、浪费资源,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罪恶丛生。更实际的现实就是导致中国共产党失去领导工农的权力,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农民和中国工人,是完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劳动生产的,中国共产党根椐国民需要,有计划地让农民工人生产,工农生活幸福,党的政权稳定。搞市场经济后,中国共产党把中国的农民和工人推向市场,失去领导的农民工人只好给资本家打工,拿资本家的工钱听资本家的话受资本家的剥削受资本家的领导。无形中使中国共产党失去领导工农的权力,后果是十分严重。


如果是经营一家公司,当然是计划得越周密、管理得越严谨、部门与部门之间步调越统一,公司的效率就越高,效益就越好。扩展到一个国家,统一经营整个国民经济,道理也该一样。何况,有的大型公司的经济活动规模,比有的较小国家的全部经济活动规模,还要大。无处不至的计算机互联网,高速运算的超级计算机,为实时地、不间断地收集和处理全部经济主体(个人、企业、政府)的经济数据,为精确地、极速地、高效地统一配置资源。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人们首先关注的是整体利益最优,所以才会有雷锋,才会有助人为乐,人们才会追求精神享受和精神满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首先关注的是自己得到了多少物质利益,所以,陪陌生人聊天都要收费,还美其名曰“心理医生”;给人指个路都要收费,因为“信息值钱”。回家陪自己的父母聊天要不要收费?为教育孩子学好打他两巴掌要不要让孩子给自己打欠条?当我们眼里只有钱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变成了兽性的社会——甚至连野兽都不如!野兽不会为了自己的幸福而去杀死同类,它们会为了争夺食物、配偶、权利和地盘而争斗,但谁都不会去杀死失败者。而人类呢?不知道有多少人死于同类的黑枪之下,这些人中有许多都是死在自己曾经的朋友手中。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一个个体,不论是个人,还是企业,都在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努力。为达到这个目的,都不惜损害他人的利益。所谓的法律只是为了防止过度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既便如此,违犯法律的现象还是层出不穷。为什么?制度使然。让人们首先考虑如何实现个体最优的制度本身就是在放纵人们的贪欲,而所有的经济犯罪行为都是由贪欲而生。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则不然,每一个个体都是在为实现整体利益的最大化而努力。要实现整体利益最大化,自然不能损害他人的利益。这样的制度本身就是在努力让人们去控制自己的贪欲、让别人生活的更好。在这样的制度下,经济犯罪行为自然要少的多。这就是计划经济的制度优势。


金钱只是人类谋生的手段,不是人类生活的目的。有钱和幸福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钱代表的是物质满足,而幸福代表的是精神满足。有句话叫“助人是快乐之本”,这句话有道理吗?有。助人之后可以获得“自我实现需要”的满足——“自我实现需要”本身就是需要别人来承认的。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自我实现的需要”是最高层次的需要。马斯洛的这一理论是正确的,并且被广泛应用于管理工作当中。但是,站在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角度看,站在追求物质满足的角度看,助人为乐无疑是错误的。获得物质满足不代表幸福,幸福产生于工作的过程之中。当所有的人为了追求自己的物质利益而不惜一切代价的时候,手段就异化成了目的,真正的目的却达不到了。而且,所有的人都放纵自己的需求的时候,就意味着要透支地球的供给能力,结果就是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环境恶化的结果是什么?我们追求来追求去究竟是为了幸福呢还是为了自杀呢?


1、水资源枯竭:许多科学家预言,水在21世纪将成为人类最缺乏的资源。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不也在2007年12月3日说洁净水资源短缺可能成为未来国家间发动战争的“有力诱因”吗?


2、海洋被污染:赤潮频发、石油污染严重、废弃物过度排放……


3、臭氧层被破坏:南极上空的臭氧层是在20亿年的漫长岁月中形成的,可是仅在一个世纪里就被破坏了60%。如果没有臭氧层的保护,地球上的所有的生命都将消失。


4、土地退化和沙漠化:现在,地球上每分钟就有10多公顷土地被沙漠吞噬,也就是说沙漠正以每年700万公顷的速度扩展,日趋严重的荒漠化正威胁着10多亿人的生存;与此相关的粮食危机也逐渐表现了出来。


5、温室效应:导致病虫害增加、海平面上升、气候反常、海洋风暴增多。如果地球表面温度的升高按现在的速度继续发展,到2050年全球温度将上升2-4摄氏度,南北极地冰山将大幅度融化,一些岛屿国家和沿海城市将淹于水中,其中包括几个著名的国际大城市:纽约,上海,东京和悉尼。


6、大量物种消失:2007年4月,第三届世界植物园大会在武汉开幕,从大会上传出的消息是:全球目前已有34000多种野生植物被列为濒危物种;每年1000个物种消失,物种消失的速度明显加快。如果任由其发展下去,,地球上近1/4的物种在未来50年内将遭受灭绝之灾。地球是一个大生物圈系统,如果它的平衡被严重打破,人类绝对不会独善其身。


7、森林面积减少:据绿色和平组织估计,100年来,全世界的原始森林有80%遭到破坏。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大自然的总调度室”,对环境具有重大的调节功能。人得肺癌活不了,地球得了就能活吗?


8 、至于其他的废物质污染、核污染、基因污染、噪音污染等等就更不用提了。


市场经济的竞争环境,使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为了获取最大利润,逼迫商人不惜牺牲人格、道德。商人的坏心眼、一肚子坏水都是在市场竞争中逐步培养和训练出来的。市场经济培育的贪婪之恶,犹如基督教所说的魔鬼撒旦,它引诱人堕落的方法,就是鼓惑人漠视廉耻,只要出卖良心、出卖人格、出卖道德,要什么就给什么,包括名誉、地位、财富、权势。市场经济的魔鬼,就是利润最大化的贪婪,令人不择手段而罔顾“君子好财、取之有道”。不惜制造假冒伪劣产品、坑蒙拐骗、贪污腐败、偷盗抢窃、谋财害命、走私、贩毒、赌博、嫖娼卖淫、吃里扒外、瓜分国有资产、充当买办内奸出卖国家利益……。


这些丧尽良知、人格、道德的无耻行径,确实能够实现“心想事成”的梦想,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还能成为“风云人物”、“成功人士”!而且,一旦尝到魔鬼给的甜头,便一发不可收拾。虽然宗教上说,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可市场经济却从来都是“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对于没有宗教信仰的商人来说,他们既不信神,也不相信有地狱,他们只信“钱”,只求今世享乐,快活在现实的“天堂”里!所以,市场经济必然使社会堕落成群魔乱舞的世界,令牛鬼蛇神成为“精英分子”,让妖魔鬼怪呼风唤雨、领导时代的潮流。这种“罪恶效应”造就了整个社会“逼良为娼”的大环境,不想学坏都不行,要想洁身自好也难!人品越坏,越有“钱途”、越有“出息”!老实人只能受苦一辈子。市场经济逼迫人人必须学坏,社会面貌也就势必道德沦丧、世风日下、罪恶丛生!

    

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市场经济,恰恰是最能刺激人的贪婪、最能膨胀人性之恶的载体,从而成为干坏事的最佳工具。所以,市场经济虽然能够创造社会财富,但是,创造物质财富并不意味能够产生精神文明。它不仅没有产生精神文明的机制,反而具有制造精神垃圾和腐蚀、摧毁精神文明的功能。市场经济所创造的人类物质文明,往往需要付出人类的精神文明为代价!

    

从商人的经商过程就可以看到,一个人投身于市场经济,如果想赚大钱,便很难保持洁身自好。他所赚得的钱财,往往要以付出人格、道德的代价!比如,一个本份的老实人,如果投入商界,刚开始进货10元的商品,他卖12元,有20%的利润已心满意足了。但是,当他看见别人在卖15元、18元,他也必然会跟着涨价,直到最后可能会制造假冒伪劣产品,赚取100%、200%或更多的利润。他渐渐地会失去原有的善良、本份、朴实等一切优秀品格,变成“唯利是图”、“为富不仁”的奸商。他“在商言商”,慢慢地确立起“只有能赚钱的商人才是好商人”的价值观。他会说:“我不是慈善家,商人的本份就是赚钱!”在商人的眼里,只要有市场需求,什么事都可以干、也敢去干!只要不被法律逮住,就是事业的“成功”!所以,许多“成功人士”,实际上正是未被法办的罪犯!

    

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下,人民不可能有真正自己的民主,不可能有真正自己要的自由,不可能有平等,不可能有公平,不可能有共享社会财富的权利和地位,更不可能有什么幸福!更不可能有什么共同富裕-------在一个姓私的社会里,没有公,哪来的共?!能有的只能是劳役一样的生活,只能是像猪狗牛羊一样的活着!只能是像牲畜一样地去自觅生活!死就死了,活就活着,除了金钱和利益,没有哪一个资产阶级会把你看的太重要!没有哪一个资产阶级会把你看的太在意!在他们眼里,每一个人都不过是一个与其争食的竞争者,每一个人都不过是一个与其争夺权利与地位的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受苦受累是应该的,人死人活是正常的,整个社会成了一个冷漠的禽兽世界、动物世界!有能力的勉强营生,没有能力的只好去打工、去讨要,甚至去卖血、去出卖自己的身体、去出卖自己的灵魂,只要能活着,只要能生存,不惜去当妓女,不惜去当汉奸,不惜去当卖国贼,不惜去偷、去抢、去掠夺,不惜去敲诈、去勒索、去坐牢,不惜去投机、去钻营、去报复!趁机捞着机会的即蜕变为新的资产阶级,继续去剥削他人,捞不到机会的则一直是无产阶级,一直是平民阶级。穷的穷,富的富,两极分化,尔虞我诈,相互倾压,相互欺榨,社会撕裂。这就是市场经济下的资本主义现实,这就是市场经济下的资本主义本质现象!

    

市场经济逼迫人人必须学坏,社会面貌也就势必道德沦丧、世风日下、罪恶丛生!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已经对市场经济的弊端作了许多研究,也提出了不少理论,主要如下十点:

    

1有限理性,导致资源配置扭曲。消费者和厂商的理性都是有限的,这使得他们不知道,也不可能作出最优决策。

    

 2不对称信息,导致逆向选择,资源配置再次扭曲,劣货驱逐良货。为此,人们不得不付出巨大的成本来进行矫正。

    

3风险和不确定性。导致决策经常失败,造成世大的损失。

    

4外部性,导致环境污染、环境破坏。

    

5在公共物品的生产方面,完全失去调控效力。

    

 6在宏观上,市场经济不能自动实现充分就业,需要政府干预。

    

7从动态来看,市场经济不能实现经济稳定增长,总会发生波动。

    

 8市场调节是一种事后的调节,在供过于求,大量资源已经用于生产超过市场需要的产品时,价格才下降。此时已经形成大量的资源浪费。

    

 9市场调节是一种成本巨大的调节。在供过于求的情况下,价格下降,生产减少,这意味着许多的工厂要破产,工人要失业。

    

10市场调节是一种迟缓的调节。在价格下降之后,生产并不立即就减少,而是还要继续维持以往的生产势头,经过一段比较长的时候之后,生产才能减少。在这个生产逐渐减少的过程中,又有大量的资源浪费了。具体到我国,也许还应加上无序竞争带来的浪费和低效率。

    

 总之:搞市场经济,在资源的配置上,存在盲目性和局限性,引发恶性竞争、短期行为,导致经济危机;在收入的分配上,会造成社会分配不公,加剧贫富的矛盾;在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方面,会产生拜金主义等消极现象。也就是导致;资源浪费、环境恶劣、劳民伤财、贫富不均、民无诚信、官无道德。人民为了钱坑蒙拐骗、官员为了钱贪赃枉法、政府为了钱出卖矿产资源,搞市场经济完全是搞垮中国。使中国:武官没血性、文官没德行、国家无主权、人民无尊严。

    

当前,支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人,把舌头咬碎了也解释不了,为何此次美国会有那么多人感染和死亡,更解释不了不给岁数大的人医治是什么原因,有人说,中国私有制时代的朝代更迭不会出现在美国,我想对于这些毫无历史眼光的人说一句,美国到今天为止仅仅二百多年,中国历史上超过二百年的朝代有很多,苏联一夜之间轰然倒塌,美国也同样有可能,苏联是因为面包不够,美国今天床位不够,再说了,当一个国家内部出现分裂之心的时候,那就是倒塌的先兆,美国已经有几个州放出话要独自玩耍了,当年的盛唐比起今天的美国如何,那是万邦来朝,一个安禄山就把盛唐搞乱了。还有人说,美国再怎么样也没有几个吃不上饭的,要知道,贫富差距这个东西,一直都是在比较中把人类社会撕裂的,2011年,把华尔街大佬都吓得尿裤子的那些占领华尔街那的百分之九十九”,他们之中也没几个是饿肚子的,但是,他们就是不服气,为什么辛苦的工作还要贷款读书贷款买房,所以,只要是贫富差距逐渐拉大,那么这种积怨就会越来越深,总有一天会爆发,这也不是少数人就能决定的。


市场经济逼迫人人必须学坏,社会面貌也就势必道德沦丧、世风日下、罪恶丛生!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已经对市场经济的弊端作了许多研究,也提出了不少理论,主要如下十点:1有限理性,导致资源配置扭曲。消费者和厂商的理性都是有限的,这使得他们不知道,也不可能作出最优决策。2不对称信息,导致逆向选择,资源配置再次扭曲,劣货驱逐良货。为此,人们不得不付出巨大的成本来进行矫正。3风险和不确定性。导致决策经常失败,造成世大的损失。4外部性,导致环境污染、环境破坏。5在公共物品的生产方面,完全失去调控效力。6在宏观上,市场经济不能自动实现充分就业,需要政府干预。7从动态来看,市场经济不能实现经济稳定增长,总会发生波动。8市场调节是一种事后的调节,在供过于求,大量资源已经用于生产超过市场需要的产品时,价格才下降。此时已经形成大量的资源浪费。9市场调节是一种成本巨大的调节。在供过于求的情况下,价格下降,生产减少,这意味着许多的工厂要破产,工人要失业。10市场调节是一种迟缓的调节。在价格下降之后,生产并不立即就减少,而是还要继续维持以往的生产势头,经过一段比较长的时候之后,生产才能减少。在这个生产逐渐减少的过程中,又有大量的资源浪费了。具体到我国,也许还应加上无序竞争带来的浪费和低效率 。


由此可见;搞市场经济,在资源的配置上,存在盲目性和局限性,会引发恶性竞争、短期行为,导致经济危机;在收入的分配上,会造成社会分配不公,加剧贫富的矛盾;在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方面,会产生拜金主义等消极现象。也就是导致资源浪费,环境变坏,劳民伤财,贫富不均,民无诚信,官无道德,人民为了钱坑蒙拐骗,官员为了钱贪赃枉法,政府为了钱出卖土地矿产资源。可以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完全就是万恶之源。


现在中国人只有私德而不讲公德; 各种社会问题已经是严重到我们不得不去面对的地步了,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在事实上我们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与任何选择,如果再不采取有效的方法去制止改变,再不调整我们自己的位置而去切身的行动,中国不是未来如何的问题,而是还有没有未来的问题。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等事件,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


在这个人欲横流、金钱至上、浮躁喧嚣的年代里,只要我们的良知还没有泯灭,神经依然敏锐,你就会时时刻刻体味到在我们的精神领域,在人们的道德、伦理方面发生的种种病变——诸如政治生活中的腐败、贪污、渎职、卖官买官;经济交往中的制假贩假、走私贩私、不讲信用、恶劣竞争、坑蒙拐骗;公共生活中人对人的陌生、冷漠、隔膜,对他人不幸的残忍、麻木等等都给人留下世态炎凉、人心不古的感慨,它使一颗颗敏感而天良尚存的心灵在刺伤中颤抖失望,也一点点地侵蚀着、戕害着、败坏着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魂魄。


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下,人民也不可能有真正自己的民主,不可能有真正自己要的自由,不可能有平等,也不可能有公平,不可能有共享社会财富的权利和地位,更不可能有什么幸福!更不可能有什么共同富裕-------在一个姓私的社会里,没有公,哪来的共?!能有的只能是劳役一样的生活,只能是像猪狗牛羊一样的活着!只能是像牲畜一样地去自觅生活!死就死了,活就活着,除了金钱和利益,没有哪一个资产阶级会把你看的太重要!没有哪一个资产阶级会把你看的太在意!在他们眼里,每一个人都不过是一个与其争食的竞争者,每一个人都不过是一个与其争夺权利与地位的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受苦受累是应该的,人死人活是正常的,整个社会成了一个冷漠的禽兽世界、动物世界!有能力的勉强营生,没有能力的只好去打工、去讨要,甚至去卖血、去出卖自己的身体、去出卖自己的灵魂,只要能活着,只要能生存,不惜去当妓女,不惜去当汉奸,不惜去当卖国贼,不惜去偷、去抢、去掠夺,不惜去敲诈、去勒索、去坐牢,不惜去投机、去钻营、去报复!趁机捞着机会的即蜕变为新的资产阶级,继续去剥削他人,捞不到机会的则一直是无产阶级,一直是平民阶级。穷的穷,富的富,两极分化,尔虞我诈,相互倾压,相互欺榨,社会撕裂。这就是市场经济下的资本主义现实,这就是市场经济下的资本主义本质现象!


毛泽东正是因为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看得透彻,知道私有制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就是不断的苦难轮回,所以一定要把人类持续了几千年的苦难轮回彻底消除,因此,他老人家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让人民自己来支配自己劳动所获得的果实,私有制一定造成贫富差距,贫富差距就会撕裂人类社会,到了一定的临界点,穷人无法生存了,那就一定会有人再起来闹革命的。


私有制一时间可以唬弄人民吃饱饭,但这路子一发展下去必然是罪恶滔天、穷富两重天,必然会出现二次革命。因为市场化,私有化的主要剥削对象就是劳动人民的民脂民膏,廉价出卖国家宝贵自然资源。一个政权如果不能保障祖国和人民的利益,而与国内外资本家大地主阶级狼狈为奸,对人民的利益敲骨吸髓,造就一批吸血鬼,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胡作非为,那么,这个政权就没任何资格披着人民的外衣执政。凡鼓吹私有化的一律必杀!我们要改革,但私有化不是改革,而是颠覆党和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基础。是少数人把人民的财富通过骗术弄到自己腰包的手段。把私有化当成改革,是在变色,是在诈骗。借改革之口大搞私有化的人,必须严惩!!!!得民心者得天下,实行计划经济才能得民心。


北京法健咨询服务中心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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