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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以战止战、对付好战

陈中华:以战止战、对付好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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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已是耄耋之年的张学良,在回答记者关于九一八事变的提问时说,自己当初之所以下令“绝对不许抵抗”,初衷是不让日本人有借口。这话听起来有道理,其实荒诞不经。侵略者想侵略有的是借口,没有借口可以制造借口。近代史上,日本军国主义者总善于在“适当”时机蓄意制造事端,当我们还在一头雾水地调查和斡旋时,日军就大打出手了。甲午海战、济南惨案、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玩的都是这些招数。

   

 忍签“和约”求不来真和平,委曲求全求不来真安全。割肉饲虎也许可以换来一时和平,却换不来长久的真正的安全。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也渴望和平,也不想把东北地区拱手让人。然而,“除不抵抗外毫无办法,除镇静外毫无筹谋”。九一八事变前一个月,蒋介石致电张学良称:“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因为在蒋介石看来,只要日本发一个号令,“真是只要三天之内,就完全可以把我们中国要害之区都占领下来,灭亡我们中国”。

   

 “不抵抗”很简单,却是以丧权辱国、苟且偷生为代价。侵略者就是在得寸进尺中胃口越来越大,野心越来越膨胀。九一八事变后,当时驻国际联盟的中国代表顾维钧悲痛地回忆,当他向各国代表逐个求援时,得到的回答令他无地自容:“你们自己都不抵抗,怎么能期望别人替你对付日本?”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看,这是奴隶!’” 我们珍视和平,但不乞求和平;我们反对战争,但不惧怕战争。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告诉我们,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真正具备了“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才能慑有效果、谈有砝码、打有本钱,以不变应万变。抗日战争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无数中华儿女抱着誓死不做亡国奴的决心,同仇敌忾,血战到底,最终看到“天亮了”的那一刻。

   

  “当一个国家容许他的敌国无限制扩张侵略野心而不加以阻止的时候,这个国家就注定要开始衰败了。”对付那些肆意挑衅的豺狼,只能靠猎枪相迎,而不能用美酒相敬。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需要可靠的安全环境。强国必须强军,强军才能卫国。

   

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这是历史所昭示的伟大真理。军人的腕表上,没有和平刻度,只有战争和战争准备期。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平时枕戈待旦,战时才能拔刀亮剑。面对那些狼子野心的觊觎者,我们既要有防狼之心,也要有打狼之术,时刻准备为正义而战,为和平而战,为人民而战,“忠实履行保卫祖国安全和人民和平生活的神圣职责,忠实执行维护世界和平的神圣使命”。

   

《孙子兵法》提出,战争制胜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然而,古今中外,“不战”莫不以“能战”为基础。战国时期,楚国造云梯将攻打宋国,墨子解带为城、以牒为械,九次推演大败公输盘,迫使楚王放弃攻宋图谋。二战前期,苏军在诺门罕一战痛击日本关东军,使其彻底放弃“北进”企图,自此苏联东线无战事,即使后来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日军也不敢与之配合。中欧小国瑞士,四周强国环伺,却几百年保持中立而免遭战火,两次世界大战都毫发未损,纳粹德国曾3次准备入侵,每次让希特勒放弃计划的,不是瑞士著名的中立政策,而是全民皆兵的国防能力。

   

 强硬反击、以战止战是对付好战者的最好选择。 当前,世界形势正在发生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复杂的变化,天下还很不太平。一些西方国家不愿看到中国的崛起和强大,千方百计进行遏制和围堵。面对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必须充分认清“战争就在眼前、战场就在身边、备战就在今天”,坚持形势任务常讲、战备教育常抓、战斗精神常育,强化“当兵打仗、带兵打仗、练兵打仗”和“任期内打仗、随时准备打仗”的思想,按照打仗的要求搞建设、抓准备,确保随时拉得出、上得去、拿得下。“如果你想要和平,那么就准备打仗吧!

   

打战是为了争取和平,新中国的安全就是打出来的,我军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从实战中提高本领,打一仗进一步,越打能力越强,打出国威军威,打出几十年的和平环境。应当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坚持“以斗争求和平”的基本原则,斗智斗勇,敢打必胜。军事斗争准备应当突出四个重点:


第一,必须给美帝划一条红线,红线以外你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红线以内我跟你拼命。朝鲜战争,毛泽东给美帝划了一条红线——三八线、越南战争,毛泽东再次给美帝划了一条红线——北纬17度线、今天,我们也要给美帝划一条红线——如果胆敢侵犯我国核心利益,包括侵犯领土、领空、领海等国家主权,我们必须以举国之力,坚决予以自卫还击。


第二,必须修改核力量使用原则,做好大打和打核战争的准备。中国政府曾经向世界承诺:“中国永远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国不会对无核国家威胁或者使用核武器。”针对美帝及其走狗在中国周边大量部署军事力量、对我构成实质性战略威胁的新情况,我们必须重新制定核力量使用原则,一旦中国的核心利益受到确切严重威胁,我们有权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只有这样,才能震慑敌人。我们必须加快备战,做好大打和打核战争的准备,强硬反击、以战止战才是对付好战者的最好选择。


第三,必须优先发展“杀手锏”武器,积极创造对敌斗争优势。当前中美军事整体实力仍然相差悬殊,但是我们可以针对敌人的军事拳头力量发展“杀手锏”武器,比如航空母舰、导弹拦截系统等,以较小的投入创造较大的军事效益,并在局部区域形成绝对优势,达成“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目的。


第四,必须弘扬革命英雄主义,用“上甘岭精神”武装全军。敌人怕什么我们就用什么。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的“立国之战”、“立威之战”,中国人民志愿军用鲜血和生命打出了中国的大国地位和尊严,打得美国佬闻风丧胆,至今心有余悸。我们要用上甘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铁血基因”培养全军官兵的敢战血性,确保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北京法健咨询服务中心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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