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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毛泽东是、空前伟人

陈中华:毛泽东是、空前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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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主席,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者,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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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字润之(原作咏芝,后改润芝),笔名子任。湖南湘潭人。中国人民的领袖,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军事家 [1]  ,诗人,书法家。

1949至1976年,毛泽东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人。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军事理论的贡献以及对共产党的理论贡献被称为毛泽东思想。因毛泽东担任过的主要职务几乎全部称为主席,所以也被人们尊称为“毛主席”。

毛泽东被视为现代世界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时代》杂志也将他评为20世纪最具影响100人之一。

 

妻子 江青

 

儿子 毛岸青

 

儿子 毛岸红

 

儿子 毛岸龙

 

儿子 毛岸英

 

女儿 李敏

 

女儿 李讷

 

父亲 毛贻昌

 

母亲 文七妹

 

前妻 罗一秀

 

前妻 杨开慧

 

前妻 贺子珍

 

弟弟 毛泽民

 

弟弟 毛泽覃

 

孙子 毛新宇

 

女婿 孔令华

 

曾孙子 毛东东

 

老师 李漱清

    

中文名 毛泽东 别    名 石三伢子、二十八画生 等 国    籍中国 民    族 汉 出生日期 1893年12月26日 逝世日期 1976年09月09日 毕业院校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主要成就 领导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出生地 湖南省长沙府湘潭县韶山冲 信    仰 马克思主义 代表作品 《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沁园春·雪》等

目录

1 人物生平

2 历史贡献

3 人物评价

4 大事年表

▪ 1893-1910年

▪ 1911-1920年

▪ 1921-1930年

▪ 1931-1940年

▪ 1941-1950年

▪ 1951-1960年

▪ 1961-1970年

▪ 1971-1976年

人物生平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生于一个农民家庭。辛亥革命爆发后在起义的新军中当了半年兵。

1914-1918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毕业前夕和蔡和森等组织革命团体新民学会。

五四运动前后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1920年11月,在湖南创建共产主义组织。

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领导长沙、安源等地工人运动。

1923年6月,出席中共“三大”,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

1924年1月国共合作后,在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曾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政治周报》,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

1926年11月,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

1925年冬至1927年春,先后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指出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思想。

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在1927年8月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他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即以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到湖南、江西边界领导秋收起义。接着率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发动土地革命,创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1928年4月,同朱德领导的起义部队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他任党代表、前敌委员会书记。以他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国民党政权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发展武装斗争,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的道路。他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对这个问题从理论上作了阐述。

1930年5月,写《反对本本主义》,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8月,红军第一方面军成立,任总政治委员。从1930年底起,同朱德领导红一方面军战胜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领导集团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后,毛泽东被排斥于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导致红一方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被选为主席。

1933年1月,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4年10月,参加红一方面军长征。

长征途中,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10月,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结束长征。12月,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1936年12月,同周恩来等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这成为由内战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时局转换的枢纽。同月,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1937年夏,写《实践论》和《矛盾论》。 抗日战争开始后,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努力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了许多大块的抗日根据地。

1938年10月,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原则。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发表《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

1942年2月,领导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纠正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使全党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方向,为夺取抗日战争和全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1943年3月,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5月,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生产运动,度过了严重的经济困难。

1945年4-6月主持召开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大会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战略。毛泽东思想在这次大会上被确定为中共的指导思想。他从七届一中全会起至1976年9月9日逝世为止,一直担任中共中央主席。

抗日战争胜利后,针对蒋介石企图消灭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的现实,他提出“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1945年8月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表明中国共产党争取国内和平的愿望。

1946年夏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积极防御,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1947年3月-1948年3月,同周恩来、任弼时转战陕北,指挥西北战场和全国的解放战争。1947年夏,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在以他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1949年4月的渡江战役,推翻了国民党政府。

1949年3月,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并作重要报告,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到城市,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的各项基本政策,号召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7月1日,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规定了人民共和国的政权的性质及其对内对外的基本政策。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他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1950年6月,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总任务。10月,迫于美国军队攻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威胁中国东北部的形势,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进行抗美援朝战争。

1950-1952年,在他的领导下,进行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其他民主改革,开展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1953年6月,按照他的建议,中共中央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有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由他主持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他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主席,任职到1959年4月。

1956年4月,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个讲话对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接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9月,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共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已经转变为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但是这个方针后来没有得到认真的执行,因而导致了以后的一系列指导工作上的错误和挫折。

1957年2月,他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

1957年7月,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要求。

1958年5月,发动“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9年7月,主持召开庐山会议。他本想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在会议后期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会后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

从1960年冬到1965年初,在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初步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使国民经济得到比较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在这期间,他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初步纠正了农村工作中和其他方面的“左”的错误。但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他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7月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

1963-1965年,发动农村和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他领导中共同苏共领导人奉行的大国主义和干涉、控制中国的企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66年5月,由于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极端的估计,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个运动因受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操纵而变得特别狂暴,大大超出了他的预计和他的控制,以至延续十年之久,使中国许多方面受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他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不让江青、张春桥等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历史贡献

一、毛泽东引导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二、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开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开始了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纪元。

三、开创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开始了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艰辛而曲折的探索。

四、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对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执政地位作了不懈的探索。

五、奠定了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为开创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作了不懈的努力。 [6] 

人物评价

毛泽东虽然在晚年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不可争论的功绩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仍然受到中国人民的崇敬。中国共产党在他逝世5年以后,对他的全部革命活动和革命思想以中央委员会决议的形式作出了全面的评价。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5] 

大事年表

1893-1910年

1893年

12月26日,诞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

1902年-1909年

在家乡韶山六所私塾读书,接受中国传统的启蒙教育。

1910年

秋季,考入湖南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此期间受康有为、梁启超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 [8] 

1911-1920年

1911年

春季,到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期间,读到同盟会办的《民立报》,受其影响,撰文表示拥护孙中山及同盟会的纲领。

10月,响应辛亥革命,投笔从戎,在湖南新军当列兵。半年后退出。 [9] 

1913年

春季,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读书。

1914年

秋季,编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本科第八班。在校期间,受杨昌济等进步教师的影响,成为《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崇拜陈独秀、胡适。

1918年

4月14日,同萧子升、何叔衡、蔡和森等发起成立新民学会。

6月,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

8月,为组织湖南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第一次到北京。在北京期间,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员,得到李大钊等人帮助,开始接受俄国十月革命的思想影响。

1919年

4月6日,从上海回到长沙。

5月,响应五四运动,发起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领导湖南学生反帝爱国运动。

7月14日,主编的湖南学生联合会会刊《湘江评论》在长沙创刊。7月至8月,连续撰写并发表《民众的大联合》长文。

10月5日,母亲文氏病逝,闻讯从长沙赶回韶山。8日,在母亲灵前写成《祭母文》。

12月,为领导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运动,第二次到北京。在京期间,读到《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书籍。

1920年

5、6月间,在上海会见陈独秀,同他讨论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等问题。

8月初,同易礼容等在长沙发起成立文化书社,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

8月至9月,参加筹备成立俄罗斯研究会。

11月25日,致信罗章龙,提出新民学会,“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11月,同何叔衡等组织长沙共产主义小组。

12月1日,致信给蔡和森、萧子升和其他在法会友。信中表明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在长沙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同杨开慧结婚。 [10] 

1921-1930年

1921年

1月1日至3日,同何叔衡、彭璜、周世钊、熊瑾玎等十余人在长沙潮宗街文化书社召开新民学会会员新年大会。在会上提出新民学会应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共同目的,赞成用“俄式”方法改造中国。

7月23日至8月初,同何叔衡作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8月,回长沙,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与何叔衡创办湖南自修大学。

10月10日,建立中共湖南支部,任书记。

1922年

5月,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成立,任书记。

9月至12月,组织领导粤汉铁路工人、安源路矿工人、长沙泥木工人等一系列罢工运动,推动湖南工人运动迅速走向高潮。

1923年

4月,离开长沙到达上海,在中共中央工作。

6月,在广州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委员、并担任中央局秘书。

9月16日,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并受国民党本部总务部副部长林伯渠的委托,回到长沙,筹建湖南国民党组织。

1924年

1月,在广州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2月,到上海,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委员、组织部秘书等职。

12月,回湖南养病。

1925年

2月,回到韶山,一面养病,一面开展农民运动。

9月,到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工作。

10月,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

12月1日,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

12月5日,主编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刊物《政治周报》创刊。

1926年

1月,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当选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3月18日,在广州国民党政治讲习班纪念巴黎公社五十五周年集会上发表讲演,题为《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

3月,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中山舰事件,同周恩来等力主反击。

5月至9月,主办国民党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所长。

11月,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不久到武汉,创办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12月,在长沙出席湖南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 [12] 

1927年

1月4日至2月5日,在湖南考察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农民运动。

3月,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武汉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

4月27日至5月10日,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会议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宁汉合流,大革命失败。

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同宋庆龄等二十二名国民党中央委员联名发表《中央委员宣言》,谴责蒋介石、汪精卫背叛国民革命。

8月7日,出席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到湖南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在去江西铜鼓萧家祠第三团团部途经浏阳张家坊时,被团防局的清乡队抓住,押送途中机智脱险。

9月,秋收起义受挫后,率起义部队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

10月,到达江西宁冈县茅坪,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1月,遭到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错误指责,被撤销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

1928年

4月,率部在江西宁冈县砻市同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会师。

5月,担任两支部队合编成的工农革命军(后改称中国红军)第四军党代表、军委书记。

7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10月,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决议案,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11月25日,代表中共红四军前委给中央写报告,总结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

12月,主持制定井冈山《土地法》。

1929年

1月,同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至1930年春赣南、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

4月,主持制定兴国《土地法》。

6月,出席在龙岩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红军的任务、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等问题的正确意见未被接受,原由中共中央指定他担任的前委书记职务被改选他人担任。会后,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休养并指导地方工作。

7月,指导召开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

9月,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发出指示信,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的行动策略和建设一支坚强的人民革命军队的正确主张。

12月,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作政治报告,并起草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

1930年

1月,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阐述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

5月,在江西寻乌作调查;同时撰写《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8月,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和中共总前敌委员会书记。

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12月30日至次年1月3日,同朱德等指挥红一方面军粉碎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

1931-1940年

1931年

1月7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举行,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未出席会议)。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扶持下进入中央政治局。

4月至5月,同朱德等指挥红一方面军粉碎国民党军第二次“围剿”。

7月至9月,粉碎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

11月1日至5日,在中央苏区党组织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赣南会议)上受到排挤,被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

1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报告;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

1932年

1月,到江西瑞金城郊东华山古庙休养。

3月,红军攻打赣州失利后,停止休养,赶赴前线指挥。

4月15日,发表《对日战争宣言》。

5月9日,同项英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反对国民党出卖淞沪协定通电》。

6月,同朱德指挥红一、红五军团从闽西回师赣南。

10月,在江西宁都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上,受到“左”倾错误领导的打击。会后,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前往福建长汀养病。 [15] 

1933年

1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到中央革命根据地。

2月上旬,中共临时中央全面推行 “进攻路线”,清除毛泽东积极防御路线在中央根据地的影响,开展了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

5月30日,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国民党出卖平津宣言》。

6月1日,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

8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作《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

10月,写《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成为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

11月,先后在兴国县长冈乡和上杭县才溪乡调查,写出《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

1934年

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工作报告。继续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6月19日,同项英等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国民党出卖华北宣言》。

7月15日,同项英等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

10月18日,傍晚,带领警卫班离开于都城,踏上长征的路途。

11月底,湘江之战中红军遭受惨重损失。30日,随军委第一野战纵队渡过湘江。

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召开的中共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上,力主红军放弃原定向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被采纳。

1935年

1月15日至17日,出席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实际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

3月,同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3月至5月,同周恩来等指挥红一方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6月15日,同项英等发表《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

6月,率红一方面军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西部会合。不久,即同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分裂主义进行斗争。

10月19日,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西延安吴起镇。红军胜利完成长征。

12月,出席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

12月27日,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阐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1936年

1月25日,同周恩来、彭德怀等二十位红军将领联名发出《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提出关于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具体办法,建议互派代表共同协商。

2月至5月,同彭德怀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渡黄河东征。

3月,向南京当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五点意见。

6月1日,同朱德发布关于救国救民的主张二十条。

6月12日,同朱德发布宣言,对“两广事变”表示支持,提出抗日救国的八项纲领。

7月至10月,在陕北延安多次会见美国记者斯诺,回答他提出的有关中国革命和工农红军等多方面的问题,并介绍了自己的经历。

8月10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关于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

8月25日,起草《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一致抗日。

12月7日,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12月中旬,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实行“兵谏”,扣留蒋介石。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分析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派周恩来等往西安参加谈判,促成事变和平解决。

12月,撰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15] 

1937年

1月13日,同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进驻延安。

2月9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和通过《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五项国策、四项保证。这个文件实际成为国共合作谈判的纲领。

3月,会见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回答她对中日战争与西安事变提出的一些问题。

4月至7月,在抗日军政大学讲授辩证法唯物论,其中的两节后来整理成《实践论》和《矛盾论》。

5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

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日战争开始。

7月23日,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提出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的方针、政策。

8月22日至25日,出席在陕北洛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阐明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任新组成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

8月25日,同朱德、周恩来联名发布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随后,指导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

11月12日,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全面阐述了对统一战线和国共关系的意见。

12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发言,针对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重申和坚持了洛川会议确定的方针政策。 [18] 

1938年

春季,作出八路军从华北山地进入到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决策。

5月,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

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论持久战》讲演。全面分析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和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批驳速胜论和亡国论,阐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战的总方针。

9月14日至27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说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长篇发言。

9月29日至11月6日,出席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结论。会议批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

1939年

2月2日,在延安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上讲话,号召自己动手,克服经济困难。

2月5日,在中共中央党校作《反对投降主义》的讲话。

4月下旬,写《五四运动》一文。

5月4日,在延安青年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大会上作《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讲演。

7月至8月,多次作报告,谴责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磨擦,呼吁继续团结抗战。

9月16日,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谈话,重申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磨擦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

10月4日,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阐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

12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

12月21日,为八路军政治部、卫生部编印的《诺尔曼·白求恩纪念册》写《纪念白求恩》一文。

同月,与人合作撰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12月至次年3月,领导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一次反共高潮。

1940年

1月,发表《新民主主义论》,系统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纲领。

3月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提出实行“三三制”。

3月11日,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总结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经验,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思想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5月4日,起草中共中央致东南局和新四军的指示,强调必须放手扩大军队,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指出要采取斗争的方针,“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

6月下旬,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分析国际形势及对中国抗战的影响,指出:既要警惕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突然事变,又要力争时局好转。

11月,起草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复电何应钦、白崇禧《皓电》的电报(《佳电》),明确驳斥《皓电》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无理指责。

12月,同从前线回来到中央党校学习的同志谈话,强调干部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性。 [18] 

1941-1950年

1941年

1月上旬,皖南事变发生。

1月20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并对新华社记者发表关于皖南事变的谈话,严正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

5月1日,审阅改写的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发布,规定边区政权建设贯彻“三三制”原则。

5月8日,起草《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的党内指示,提出“以打对打,以拉对拉”和争取中间派的策略思想。

5月19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提出反对主观主义,阐明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

8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9月10日至10月22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

9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组长的中央学习组。

秋冬,先后主持编辑《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等党的历史文献集。 [20] 

1942年

2月1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

2月8日,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的干部会议上作《反对党八股》的讲话。

5月,在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并作结论。

9月7日,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社论,论述精兵简政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12月,向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提交《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长篇书面报告,论述“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

1943年

3月2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推定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

5月26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干部大会上作《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

6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

7月1日,致信康生,指出“防奸”工作应调查研究,分清是非,教育群众,反对“逼,供,信”。

7月12日,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质问国民党》的社论,揭露国民党顽固派企图进攻陕甘宁边区的阴谋。

9月上旬至10月上旬,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一期间召开的会议,批评王明在十年内战时期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会上多次发言并作小结。

12月,为中央党校大礼堂落成题词“实事求是”。

1944年

4月12日和5月20日,先后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和中央党校第一部作关于学习和时局的讲演。

5月15日,通过在西安同国民党代表谈判的林伯渠,提出由他起草的作为谈判具体内容的意见书。意见书就关于全国政治和两党悬案问题,提出二十条意见。

5月21日,在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上被推举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七中全会主席团主席。

6月5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

6月至8月,多次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成员和驻延安美军观察组成员,阐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国共关系等问题。

9月8日,在张思德追悼会上发表《为人民服务》的讲话。

10月31日,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决定派王震、王首道率部南下,“以衡山为中心建立根据地”。

11月,和周恩来等同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多次会谈国共关系,并达成五条协定草案。这个协定草案被蒋介石拒绝。

1945年

4月20日,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最后一次会议,会议基本通过经毛泽东多次作重要修改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4月23日至6月11日,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致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和闭幕词(《愚公移山》),向大会提交《论联合政府》书面政治报告。大会确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针。

6月19日,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7月,同国民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等六人就国共关系进行会谈。谈到通过民主“新路”,跳出政党、团体兴亡“周期律”问题。

8月9日,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

8月13日,发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提出对国民党实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争取国内的和平与民主。

8月28日,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

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10月10日,《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简称《双十协定》)在重庆签署。11日,回到延安。

10月17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指出中国革命“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12月28日,起草《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 [20] 

1946年

4月,撰写《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

6月26日,国民党军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

7月4日,作出南线野战军“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的战略决策。

7月20日,起草《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

8月6日,会见美国记者斯特朗,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

9月16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

10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总结三个月战争的经验。

11月18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第一次使用“人民解放战争”的名称。 [22] 

1947年

3月18日,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撤离延安,开始历时一年的陕北转战。

3月至8月,领导西北野战军先后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沙家店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对陕北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7月21日至23日,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提出对蒋介石的斗争用五年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解决的设想。在此前后,部署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渡过黄河,转入战略进攻。

10月,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11月,将1933年起草的《怎样划分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重新印发给全党,以指导解放区土改运动正确发展。

12月25日至28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即十二月会议),向会议提交《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和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

1948年

1月1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决定草案。

3月23日,结束陕北转战,东渡黄河,前往华北解放区。

4月1日,在山西兴县蔡家崖晋绥干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阐明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土地改革总路线。

4月30日至5月7日,在河北阜平县城南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提出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发展生产、加强纪律性等几点意见。

5月1日,致信李济深、沈钧儒,提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宜先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5月27日,到达中共中央工委所在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

9月8日至13日,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关于战争、建国、财经等问题的重要报告。

9月至次年1月,组织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略决战,将国民党军主力聚歼在长江以北。

12月30日,为新华社写一九四九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

1949年

3月,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夺取全国胜利以及关于新中国建设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

3月25日,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进驻北平。

4月21日,在南京政府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的情况下,和朱德联名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作诗《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6月15日至19日,出席新政协筹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并在开幕式上讲话。

6月30日,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

7月4日,复电程潜,对程提出的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给予赞许,并对有关事宜作出安排。

9月21日至30日,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致开幕词,当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会议通过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经他多次审阅修改的《共同纲领》。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主持开国大典。

12月5日,颁发《关于一九五零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

12月16日,抵达莫斯科,首次访问苏联。1950年2月14日,中苏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12月至翌年初,对和平解放西藏作出具体部署。

1950年

6月6日至9日,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交《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并作《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

6月28日,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10月上旬,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

10月8日,发布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命令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援助朝鲜人民,并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随后亲自指导了第一次至第三次战役。

10月以后,发动和领导了镇压反革命运动。 [22]  [24] 

1951-1960年

1951年

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

5月20日,写作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以《人民日报》社论形式发表。

5月24日,设宴庆贺《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至此,中国大陆全境解放。

9月,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

10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发行。第二卷和第三卷分别于1952年4月和1953年4月出版发行。

12月,发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25] 

1952年

1月,主持全国政协常委会,通过《关于开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

1月2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开展“五反” 运动的指示(“五反”即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经济情报)。

4月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

8月9日,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

9月,开始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

1953年

1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成立,任主席。

3月2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反对大汉族主义思想的指示。

6月1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对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作出比较完整的表述。

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正式签字。

9月7日,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谈话,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

10月15日、11月4日,两次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指出,各级农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看作极为重要的事。

1954年

1月,开始在杭州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3月23日,主持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

9月15日至28日,出席全国人大第一届第一次全体会议,致开幕词《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9月28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任主席。

10月16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及有关同志写《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10月19日,在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谈话中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推广到所有国家关系中去。

1955年

1月15日,批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

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致开幕词并作结论,号召干部要钻研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成为这方面的内行。

5月1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肃反工作方针。

6月9日,为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题词: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7月31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9月至12月,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了两篇序言和104篇按语。

10月4日至11日,主持召开中共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

10月29日,邀集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座谈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毛泽东像集(五)

毛泽东像集(五)(20张)

12月16日,修改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提出要大批地培养知识分子,注意吸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

1956年

1月20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

1月25日,主持最高国务会议正式讨论通过《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即四十条)。

2月至3月,先后听取34个中央工作部门的汇报,对经济建设问题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

4月初,审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4月27日,签名死后实行火葬。

4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8月22日,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七中全会,提出两个工作重点,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两个重点中主要的还是在建设。

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致开幕词

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致开幕词

9月15日至27日,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致开幕词。在八大期间,再次强调了加强经济建设的重要性。

9月28日,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11月15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我们的经济建设有退有进,主要的还是进。

12月,审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1957年

2月27日,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提出两类矛盾学说。

3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宣布开始在党内进行整风。

4月30日,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他们帮助共产党整风。

5月15日,写《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随后发动反右派斗争,发生严重扩大化的错误。

9月20日至10月9日,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在会上对八大决议中关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论述提出异议,认为应该回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提法。

11月,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出席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期间,提出15年内中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要赶超英国。 [28] 

1958年

1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南宁会议,起草《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在会上批评“反冒进”。

3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会议继续批评“反冒进”,制定的各项经济指标大幅度提高。

5月5日至23日,主持召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会议改变八大一次会议的有关结论,认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是国内主要矛盾。会议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7月31日至8月3日,同来访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会谈,拒绝了苏方提出的侵犯中国主权的关于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建议。

8月6日,视察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说到“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

7月至8月,亲自部署炮击金门。

8月17日至30日,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11月2日至10日,主持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会议期间,给县以上四级党委写信,要求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

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1959年

2月27日至3月5日主持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3月25日至4月5日在上海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继续纠正“左”倾错误。

4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由刘少奇继任的决议。

6月25日至28日,回故乡韶山。

7月2日至8月16日,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政治局扩大会议原拟进一步纠正“左”的错误,但在后期和接着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上错误地发起了对彭德怀等的批判。 [29] 

8月24日,建议分期分批为右派分子摘帽和赦免一批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等。9月17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

12月10日至翌年2月9日,组织有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参加的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学习讨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发表了许多谈话。

1960年

3月,在广州审定《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九月出版发行。

3月30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

6月14日至18日,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写《十年总结》一文,重新强调实事求是原则,提出要认真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

7月5日至8月10日,主持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研究国际问题和国内经济调整问题。

11月1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瞎指挥风。)

1961-1970年

1961年

毛泽东像集(七)

毛泽东像集(七)(20张)

1月14日至18日,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次会议正式批准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会后组织和领导三个调查组,深入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调查研究。

5月21日至6月12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其中规定,取消供给制;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

8月23日至9月16日,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工业、粮食、财贸、教育等问题。会议强调切实地执行调整经济的八字方针。

9月29日,提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将农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 [28] 

1962年

1月11日至2月7日,主持召开中共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作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的重要讲话。

7月至9月,在北戴河、北京先后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批判所谓“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作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进一步发展了关于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错误论点。

1963年

2月11日至28日,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确定在农村普遍进行“四清”运动和城市开展“五反”运动。

3月5日,在《人民日报》发表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5月,在杭州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作为指导农村“四清”的纲领性文件。

12月16日,听取聂荣臻关于科学技术十年规划的汇报,指出: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12月,作出关于文艺工作的第一个批示。

1964年

2月13日,召集教育工作座谈会,提出改革教育体制的设想。

5月,在听取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时,提出两个拳头(农业、国防)一个屁股(基础工业)的思想;还提出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

6月15日和16日,观看北京、济南部队军事训练汇报表演。

6月16日,在北京十三陵召开的小型会议上,作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讲话。

6月,再次对文艺工作作批示,文艺界进而扩大到意识形态其他领域,错误地开展了过火的政治批判。

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2月15日至28日,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部分地纠正“四清”运动中“左”的做法,但错误地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30] 

1965年

5月22日至29日,重上井冈山。

7月27日,会见从海外归来的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和夫人。

11月初,批准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揭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966年

3月12日,致信刘少奇,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

3月底,错误地指责由彭真主持制定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30] 

5月7日,作出“五·七指示”,提出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各行各业要以本业为主,“兼学别样”,“教育要革命”等。

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对当时党和国家政治形势作了严重错误的估计。

8月1日至12日,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会议期间,印发了毛泽东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这次会议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

8月18日至11月26日,在北京先后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院校师生和红卫兵。

1967年

1月,对上海“一月革命”表示支持。此后夺权之风遍及全国。

1月23日,批示《发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2月11日和16日,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不满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是为“大闹怀仁堂”。毛泽东在听取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汇报后,表示很不满意。 [30] 

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7月至9月,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号召“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指出“正确地对待干部”。

8月底,批准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1968年1月,又对戚本禹实行隔离审查。

1968年

1月16日,对江青等人送来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等材料作出重要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使他们诬陷周恩来的图谋未能得逞。

10月13日至31日,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通过诬陷刘少奇并开除他的党籍的错误决定。 [30] 

12月22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在《人民日报》发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由此开始。

1969年

4月1日至24日,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批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并把林彪定为“接班人”写入党章。 [31] 

4月28日,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1970年

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

5月20日,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

8月23日至9月6日,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写《我的一点意见》,揭露挫败林彪、陈伯达企图抢班夺权的阴谋。

12月18日,会见美国友人斯诺,表示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华访问。

1971-1976年

1971年

8月至9月,在南方巡视期间,同当地党政军负责人多次谈话,揭露林彪的阴谋。途中机警地几次变更行动计划,于9月12日回到北京,粉碎林彪集团的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

9月13日,同周恩来等果断地处理林彪叛逃事件。在周恩来请示要不要拦截林彪座机时,毛泽东表示:“由他去吧”。

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驱逐出去。

11月14日,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为所谓“二月逆流”平反。

1972年

1月10日,参加陈毅的追悼会。

2月21日,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尼克松;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决定实现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

9月27日,会见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29日,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1973年

3月,提议恢复邓小平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8月24日至28日,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使一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重新进入中央委员会,但同时江青集团的势力也得到加强。

8月30日,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委员会主席。

12月,提出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还提出要给贺龙、罗瑞卿、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平反。

1974年

1月18日,批准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批林批孔”运动由此开始。

2月22日,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中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

7月1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搞帮派活动,第一次提出“四人帮”问题。

9月29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为贺龙平反。

10月4日,提议由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职务。

11月12日,对江青来信作批示,批评她的“组阁”野心,明确指出“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

1975年

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重申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选出以朱德为委员长的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任命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的国务院组成人员。会后,周恩来病重,国务院工作实际由邓小平主持。

2月,在毛泽东支持下,邓小平开始领导对铁路、教育等方面的调整整顿工作。

5月3日,召集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强调要搞马列主义,要团结,要光明正大,再次批评“四人帮”。

7月14日,对文艺问题发表谈话,指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

11月下旬,审阅批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错误地发动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31] 

1976年

1月8日,周恩来在北京逝世。

1月21日、28日,先后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3月下旬至4月5日,北京市上百万群众连续几天自发到天安门广场,献花圈、诗词,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毛泽东错误地批准了否定“天安门事件”的报告 [31]  。

4月7日,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9月9日,在北京逝世。


  一,毛泽东主席是人类历史上集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哲学家、实践家、文学家、学问家、书法家、诗人于一身的空前伟人。


  二,毛泽东主席在实践中创立了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他是第一个把“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作为立党立国的最高宗旨。为中国共产党战胜中外一切敌人、战胜一切困难开启了的方法论的哲学之门。


  三,毛泽东主席出生在中华民族风雨飘摇、积贫积弱的历史时期,他以超人的智慧、伟大的人格,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凝聚成钢铁般的战斗集体。他相信人民,启迪人民,动员人民,组织人民,依靠人民,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使被西方蔑视的“东亚病夫”的中国人民以全新的面貌站起来了,为中国开创了和平建设局面。


  四,毛泽东主席是人类历史上无出其右的军事家、战略家。毛主席大智大勇,战略上藐视一切强敌,战役、战术的指挥出神入化。毛泽东白手起家,创建了无坚不摧、所向披靡的人民军队。井冈山反围剿,万里长征中四渡赤水,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解放战争中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抗美援朝战争,毛主席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创造了一系列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争神话。


  五,毛主席以超人的智慧为中国人民选择了光明大道——社会主义道路,使落后的农业大国用短短的几十年跨越了西方两百年的发展道路。


  1949年的中国,铁路里程只有21989公里,煤炭3243万吨,发电量43.8亿度,全国的钢产量只有15.8万吨,人均只有6两钢材,只够人均打一把菜刀。当时的中国中国人的市场上的工业品是洋铁、洋钉、洋油、洋布、洋火,中国人挨洋人洋枪洋炮的揍。那时的中国人民饥寒交迫,人均寿命只有35岁,全国文盲率占85以上。


  毛泽东主席,用他伟大的人格感召着全国人民,形成了超强的向心力、凝聚力,中国人民在短短的二十多年里,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创造出两弹一星奇迹。广大农民战天斗地,修建了八万多座水库,治理好了几千年来大江大河的水患,解决了中国农业靠天收的局面,更得益于工业上的大型化肥厂的兴建并相继投产对农业的反哺,还得益于农业科技发展、普及,一举解决了困扰中国人民几千年的温饱问题。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培养了大批又红又专的赤脚医生,改变了中国农村长期缺医少药的局面,使中国人民的平均寿命从35岁上升到65岁,并普及教育,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有文化的劳动力。是毛泽东为今天中国的经济腾飞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六,毛泽东主席是驾驭大局的神。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失败走向胜利,从胜利走向辉煌,全因毛泽东方法论的灵活运用。在革命的各个时期,他纵横捭阖,使共产党在夹缝中生存、成长、壮大。不同时期,在坚持共产党人初心的大方向前提下,采取不同的策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壮大自己的队伍,削弱敌人的力量。新中国建立后,更是用国际统一战线打破了美苏的封锁,使敌酋不得不远涉重洋前来顶礼膜拜。


  七,毛泽东主席是团结的模范,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包括曾今反对自己并被实践证明是错了的同志。他一生没有私敌,即使是他的敌人也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八,毛泽东是学习知识的模范。毛泽东一生徜徉于知识大海洋,他读过的书车载船装。他读书,而不迷信于书本。他是文章大家,又是浪漫主义的诗人。他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模范,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在实践中探寻事物发展的规律,用实践经验升华的理论指导实践。他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九,毛泽东主席是以身作则的模范。他反对腐败,恪守廉洁,对腐败0容忍,“谁要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他要求下面做到的,首先自己做到。他一生不为自己办寿宴,儿女婚嫁不办婚礼。他是唯一把自己工资降下来的领袖,他从不接受部下和人民群众的礼物,不为亲友谋取一丝利益。当了一国之主,人民寄给他几斤茶叶,他都如数折价付款。1920年,毛泽东为革命筹集经费(其中一部分用于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向章士钊借款两万银元。革命胜利之后,这笔账本来应该由政府偿还。可是毛主席从未向组织谈过此事,到了1963年,却用自己的稿费为革命还上这笔巨款。作为一国之主,无论国家如何困难,都不会少了他吃的穿的,可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毛主席半年不吃一口猪肉!他的一件睡衣竟然补着七十多个补丁!他为国家、为人民工作,住着房子还要交房租,用电还要交电费,屋里家具要交租金!


  十,在毛主席眼里,“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他鄙视权贵,他树立的英雄模范典型是张思德、刘胡兰、雷锋、焦裕禄、陈永贵、时传祥、吴桂贤、郝建秀这样的普通的工农兵,来自基层的模范是他家中的常客。


  十一,毛主席公而忘私,为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奉献了六位亲人;保家卫国,他带头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朝鲜战场。


  他没为后代留下一分钱财产,最后把自己的稿费全部交给国家用于三线建设。


  十二,毛主席也充满人情味。他的亲友有困难,身边的卫士家中有困难,他康概解囊相助,用的是自己的工资和稿费,从来不用国家的一分。他视原来的老师如父母,在精神上、生活上关怀备至。1963年得知当年主张开除他学籍的长沙一师的校长张干年老多病,特托时任湖南省副省长的周世钊带去2000元钱和一封信。


  十三,毛主席把困难和危险留给自己,把安全留给别人。解放战争中,只身率领几百人部队在陕北与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周旋,拖住国民党军的主力,减轻解放军其他战场的压力,同时运筹帷幄指挥着全国战场的决战。历史上从未有过哪个统帅能有如此的勇气。


  十四,毛主席一切以人民利益、国家利益为重,维护国家主权从不对霸权国家妥协。他藐视一切霸权,他把美帝国主义打成了纸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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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年2月毛泽东会见美国时任总统尼克松


  十五,毛主席大智大勇,是因为他有大格局,因为他心底无私天地宽。因为他的目标是为了人民的翻身解放,为人民过上和平幸福的生活。他建立的国家叫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政府叫人民政府,纪念英烈的纪念碑叫人民英雄纪念碑,他领导下的公检法叫人民检察院、人民公安、人民法院,银行称作人民银行,货币是人民币,邮电叫人民邮电,医院叫人民医院。他领导的干部叫“人民的勤务员”。


  一句话,毛泽东思想是国魂、军魂, 是民心,是中华民族的精气神! 四十多年以来,围绕毛泽东的争论不断,评价有褒有贬,世人对他有爱有恨,这正应了孔子那句话“乡人皆好之,不如其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政治是不可能让任何人都满意的,因此,一个有原则、有操守的政治人物绝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关键要看什么人爱他,什么人恨他。


  当公知咬牙切齿的咒骂毛泽东的时候,非但无损毛泽东的英名,相反更能衬托毛泽东的伟大。毛泽东一生爱恨分明,就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也使得世人对他的评价走向两极,爱他的人爱得铭心刻骨,恨他的人恨得咬牙切齿。


  不管怎么说,毛泽东的画像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的头像印在人民币上,他的名字刻在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心上,还能有什么比这些更有说服力?你可以昧着良心对毛泽东说三道四,但你改变不了毛泽东是民族英雄和人民领袖的事实,只要共和国还存在,毛泽东就永远都是伟大领袖,这是谁都不可能改变的事实。


  近代以来,为了救亡图存,涌现了一大批牛人猛人,与那些牛人猛人相比,毛泽东多少显得有点“平凡”。说毛泽东“平凡”,是因为他出生在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家庭,小时候的毛泽东,除了表现出超凡的学习能力之外,也未见其他更特别的地方,如果要说特别,那就是志存高远吧,“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被同学们称为“毛奇”的毛泽东,打小便决定要“为天下奇,读奇书,交奇友,做个奇男子”。但是理想并不等于现实,那时无任何征兆预示年轻的毛泽东将会成为一代伟人。


  那么,“平凡”的毛泽东是如何成就他的伟人之路的呢?


  “平凡”的毛泽东的思想非常活跃,“靠经验吃饭”的毛泽东勇于自我否定,善于自我提高。今天有些人试图“借用”毛泽东某些时期说过的或真或假的一些只言片语来“证明”毛泽东也曾是所谓的“宪政”拥护者,说起来,这些人真的很可笑,也很可怜,只懂用静止的眼光看待发展的问题。毛泽东的思想始终是在发展的、变化的,最后认定马列主义作为革命的真理,恰恰是毛泽东对之前的想法不断否定的结果。事实上,年轻时期的毛泽东何止拥护过“宪政”,还拥护过“三民主义”,实践过“无政府主义”呢,因此,拥护过“宪政”能说明什么呢?


  1910年,17岁的毛泽东曾说:“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这应该是能够查找到的毛泽东最早就政治发表的观点,从这段话可以看出,17岁的毛泽东无疑是英国、日本等国的“君主立宪制”的拥护者。


  这种想法很快便被毛泽东自己推翻。1911年,18岁的毛泽东转而支持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思想,所以,在1911年4月他在同学中带头剪掉了辫子,并在同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爆发后,积极响应,投笔从戎,加入长沙革命军——新军。然而,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大清王朝,毛泽东却觉得中国人并未得到期待中的“民主”,更谈不上什么民族独立,所谓的共和除了共和的外衣一无是处,但是,由于当时孙中山先生的主张已经是年轻的毛泽东所能接触到的最“先进”的革命主张了,所以,直到1918年6月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以前,应该说毛泽东都是一个在政治上主张推翻君主制,赞成资产阶级共和制的民主主义者。


  改变发生在1918年下半年,毛泽东离开家乡,前往北京,并接触了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先行者,这让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转变。毛泽东后来对斯诺回忆说:“我对政治的兴趣持续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可是就在这时,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找寻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


  正是在“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的影响下,年轻的毛泽东的思想开始倾向于无政府主义,就是那种“无地主、无资本家、无寄生者、无首领、无官吏、无代表、无家长、无军队、无监狱、无警察、无裁判所、无法律、无宗教、无婚姻制度之社会”,显然这样的“完美社会”根本不可能存在,用毛泽东1921年在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上的话来说“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


  然而,年轻时期的毛泽东并没有轻易放弃,相反却投入了极大的热情。1919年4月,毛泽东回到长沙,提出了一份详细的“新村计划”。他把新村计划中的一章《学生之工作》发表在1919年12月1日的《湖南教育月刊》上,他的新村计划的主张同他在《湘江社论》上提倡的“无血革命”如出一辙,差不多类似于“非暴力不合作”式的革命主张,但他的“幼稚”连小伙伴蔡和森都看不下去了,直呼他的设想不过是“乌托邦”。


  毛泽东的无政府主义主张不久即被毛泽东自己给否定了,因为五四运动爆发了。五四运动对毛泽东思想的冲击是巨大的,毛泽东如此评价五四运动:“异军突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旌旗向南,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屡演活剧,动听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五四运动让毛泽东的世界观正式转向马克思主义。


  我们都知道,鲁迅在“呐喊”之前曾有过相当长一段的“彷徨”时期,与鲁迅差不多,毛泽东也曾“彷徨”过。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毛泽东的心路历程,先后经历了对君主立宪、资产阶级改良、无政府主义的希望和失望过程,最后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


  在找到马克思主义真理后,对于毛泽东来说,接下来就是寻求革命成功的方法。一些人揪着毛泽东的“枪杆子里出政权”不放,并把这句话当作毛泽东“鼓吹暴力”的“明证”。这样的人如果不是真傻,那就是在装傻。大量的史料证明,毛泽东最初的主张是“温和革命”和“无血革命”,而不是“暴力革命”,毛泽东最初之所以不赞成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打倒强权,在毛泽东看来是为了避免社会“起大扰乱”,如果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得到的仍是强权。所以,他在《创刊宣言》中提出:“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做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


  理想很性感,现实很骨感,毛泽东的“温和革命”主张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在后来的“驱张运动”中,他充分见识了强权是不可能主动妥协的。所以毛泽东在1920年11月给向警予的信中说道:“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这个“另辟”的“道路”发展到后来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武装夺取政权”。


  正是这样从革命理论到革命方法上的不断的自我否定、自我发展最终让毛泽东成为了带领中国人民走出黑暗的一代伟人。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并非真理的天然拥有者,他的很多思想当时甚至都是很多人所不能理解的,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成为普遍真理,那都是后来的实践所证明的,如果一定要说他比别人更高明,那也只不过是因为他比别人尝试得更多,积累了更多失败的教训和成功的经验,所以才能看得更透、理解得更深罢了。


  “枪杆子里出政权”并非毛泽东的“发明”,而只不过是他的“发现”。通晓历史的毛泽东早就看透了这一点,那就是古今中外政权的更迭的背后无一不是“枪杆子”。可能有人要举印度作为反例,因为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也取得了“成功”,但是,讲真,持这种观点的人要么是出于对历史的无知,要么是天生的软骨头。一方面,印度之所以取得独立,并非完全因为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因为当时还有其他人在领导武装斗争以争取印度独立,英国殖民者在无望继续殖民印度的前提下,选择了与甘地合作,毕竟甘地的“非暴力”是强权者和殖民者最希望看到的,也是能够最大化保障印度独立后英国在印利益的一个方案,所以,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能“成功”,不过是殖民者“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结果。同时,“非暴力不合作”的前提就是要把自己放在弱者的位置上,把“成功”寄希望于强者的“同情”之上。例如甘地在谈到日本的侵华战争时曾表示,日本人要杀就让日本人杀好了,杀两亿中国人,日本人自然会杀的“麻木”了、“手软”了,最后总会“良心发现”的。试问这样的奴隶心态怎么可能取得真正的成功呢?如今印度这个自封的“最大的民主国家”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笑话,很大程度上在于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使得印度从“根子”上就不正,说直白点可能会让很多“和平人士”感到不适,但事实如此,之所以印度从“根子”上就不正,就是因为印度在独立的过程中少了那么点“血”,而一个没有血性的民族是不可能有前途的。


  就像很多传说中的上古神兵只能用血淬炼一样,一个国家民族没有经过血与火的淬炼,同样很难成为强者。印度这点与中华民国类似,中华民国的政权继承自清政府,隆裕皇太后的一纸逊位诏书虽然使得政权实现了“和平交接”,但也使得民国政府的腰始终直不起来,所以虽然清廷不在了,但中华大地上的“国中之国”外国租界还在,在中国大地上横冲直撞的外国军队还在,就连清政府欠下的巨额赔款民国政府都要接着偿还。然而,到了新中国则完全是另外一番情形,正因为新中国的红色政权是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通过武装斗争夺取的,所以毛泽东才能够底气十足的说“别了,司徒雷登”,这才是真正的我的地盘我做主,说到底,“另起炉灶”说着容易,但做起来是需要本钱的。


  人大多总是愿意“以理服人”的,但是如果面对强盗的时候,还逆来顺受,那就是迂腐,结果也只能是自寻死路。我们可以回过头去设想一下,在那个“水湍急、山峭耸、雄关险、豺狼凶”的年代,如果当初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选择“温和革命”的话,那么在国内外反动派的屠刀之下,毛泽东有多少头够砍?共产党人又有多少头够砍?一个“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不仅杀害了大批的共产党党员,也杀害了大批国民党中的进步党员。据记载,在国民党的清党行动中,仅仅一年时间,国民党党员的人数即从121万骤降到22万,国民党对自己党员下手都如此狠,那就更不用说对共产党了。所以,在这样的白色恐怖下,武装革命才是共产党人唯一的选择。请注意,武装夺取政权是唯一的选择,而不是唯二,更不是唯三的选择。


  既然找到了革命的真理,又找到了正确的革命的方法,革命的成功也就是时间问题了,最终,用了二十多年时间,毛泽东以及中国人民取得了成功,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共和国成立之后,工作重心也自然而然的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有些人总爱拿前三十年“穷”说事,前三十年“穷”应该是没有疑问的,但应该考虑的是比较对象,与现在比,前三十年当然是穷得不行了,但与解放前比较呢?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是有极大的退步还是较大的进步呢?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内一穷二白,在一辆自行车都不能生产的烂摊子上,毛泽东就算是神仙,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扭转局面,有些事只能慢慢来。


  虽然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困难重重,但毛泽东的性格就是那样,他是伟大的诗人,有着诗人特有的浪漫和豪情,一穷二白在他的眼里根本不叫事,不过恰好是一张能画出最美图案的白纸而已。


  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政治思想相比,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很多人可能都不太了解,甚至在某些人的污蔑下,毛泽东根本就是一个完全不懂经济的“经济白痴”。但事实表明,毛泽东不仅是经济大师,而且还是能化腐朽为神奇的经济大师。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并不单纯的局限在经济层面,毛泽东说“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类似于列宁的“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在毛泽东看来,经济问题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政治问题,所以“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经济发展是政权巩固的根本,政权巩固是经济发展的保障,两者互为前提,从来没有什么单纯的经济问题,要理解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就必须要先弄明白这一点。


  毛泽东向来是重视经济发展的,早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一再强调经济的重要性,毛泽东说“以为革命战争的环境下不应该进行经济建设的意见,是极端错误的……他们不知道如果取消了经济建设,这就不是服从战争,而是削弱战争”;“在现在的阶段上,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只有在国内战争完结之后,才说得上也才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从毛泽东此类讲话可以看出,经济建设一直是毛泽东所关注的,也明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是有一个宽松稳定的国内外环境。深谙辩证法的毛泽东明白,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分清主次矛盾才能有的放矢,不强调经济建设与一味的只强调经济建设都是不可取的,关键是要实事求是,特别是在国内外环境还不允许的情况下,一味的强调经济建设,不考虑现实政治问题,政权就不能巩固,政权不能巩固,到手的经济建设成果也很可能会失去。


  所以到了1956年,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用毛泽东当时的话说就是“阶级斗争已经基本过去”之后,毛泽东就开始着重强调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了。在1956年8月30日召开的中共八大会议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特别强调:“我们这样一个六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赶不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那你就没有理由,那你就不那么光荣,也就不那么十分伟大……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到了1963年9月,毛泽东又提出:“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当以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


  毛泽东关于经济的这一系列论述都表明毛泽东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视,也体现他改变中国贫穷落后局面的迫切愿望,很可能正是这样的“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革命情怀为“大跃进”埋下了伏笔。大跃进发生在1958年到1960年期间,由于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后果。但是,虽然大跃进的结果证明大跃进错了,但是大跃进的思想是否也错了呢?如果没有“跃进思维”,那么,毫无疑问,我们就只能永远跟在英国、美国等国屁股后面亦步亦趋,那么就永远无法实现“超英赶美”,毕竟你发展别人也在发展,你不“跃进”谈何超越呢?因此,就算无法真的“跃进”,“跃进”的思维和理想却是必不可少的。话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有什么错呢?难道慢悠悠的走进共产主义或是爬进共产主义?


  “大跃进”的悲剧并非源自“大跃进”的理想,而是源自脱离了共产党最根本的四个字:实事求是。脱离现实,定下不切实际的目标,在铁定无法完成的情况下,那就只能弄虚作假,所以“浮夸风”也就不可避免。在看到“大跃进”的一系列问题后,毛泽东第一个站出来“反五风”,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及时纠正了“大跃进”的错误。


  发展经济无非开源节流,1950年6月6日召开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题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而其中的措施之一就是“增产节约”,也就是说,如果只知道闷头发展经济,而不注重节约,不注意处理经济发展中的腐败、浪费、官僚主义等问题,那么经济发展成果将无法保障。其实还是那句话,要发展经济,离不开政治,这就是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灵魂:从来没有单纯的经济问题,经济是为政治服务的。


  有些人说前三十年没有腐败,然而实事求是的说,这种说法是不客观的。刚建国那会,腐败现象同样很严重。例如根据华东局的不完全统计,1951年1月至11月间,华东各省市各级法院处理的贪污案件共计8000多件。另据华东人民监察委员会的统计,1950年6月至1951年11月,个人贪污所造成的国家财产损失达人民币1242亿元。这样的腐败状况显然足够触目惊心的了。一旦有人腐败,那么势必就会有人开始浪费,新华社西南总分社1951年12月22日的一篇内部报道说:“西南贪污浪费现象非常严重,其中以粮食局系统最严重。川西粮食局贪污分子勾结奸商,将粮食支付书偷去给奸商到各库取粮,损失公粮十万斤。”与贪污、浪费相伴生的还有官僚主义,因为一个官员一旦贪污浪费了,就一定会滋生“当官做老爷”的心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自然就抛之脑后了。例如,据报道,东北某飞机场的场长在接到“飞机场被水淹”的报告后,甚至都懒得走出办公室做任何调查,而是直接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说“据报机场被水淹”。总之,用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的话说就是“无论城市乡村,贪污腐化现象都很严重”。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发动了著名的“三反运动”,毛泽东对腐败向来是深恶痛绝的,所以他才会说“谁腐败我割谁的头,我毛泽东若是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话说如此斩钉截铁,可见毛泽东反腐的决心有多大。“三反运动”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揪出了刘青山、张子善两个大蛀虫,并将刘、张二人枪决,从而挽救了两千个、两万个刘青山、张子善。有学者说“一个‘三反运动’管了共产党三十年的纯洁”。


  反腐总是有很多困难、很大压力的,毛泽东时代也不例外,但是,困难再多、压力再大,也只能迎难而上。毛泽东的“三反”决心已定,剩下的就是方法问题。为了使“三反”取得预期效果,毛泽东先定调子:如果有人“三反”不积极的,那么要么是他本身屁股底下不干净,要么就是官僚主义。这两顶“大帽子”一扣,谁还敢不认真?


  今天我们的反腐是“老虎苍蝇一起打”,但其实“打虎”并非今天首创,在“三反”中已经有过轰轰烈烈的“打虎”运动了。但与今天“打虎”有所区别的是,当时对“老虎”是“定量”的,就是先给你个数额,然后让各地负责人“看着办”。例如,先给你一千个“老虎”的名额,你先打去吧,当然,如果没有达到预期“老虎”数量也没关系,只要负责人签字,保证他所负责的地方已经没“老虎”了,也能交差,但是一旦签字之后,上级马上复查,如果再查出“老虎”,签字的负责人先停职再说。在这样的“高压”之下,很难想象有人还敢不积极“打虎”,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但是由于“定量”,为了“凑数”,期间也出现了一定的冤假错案,但是总体来说可控,并且事后也都予以平反,这就是实事求是的毛泽东,这就是实事求是的共产党,绝不因噎废食,“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得矫枉”,不能以害怕误伤一个好人的借口去放过一百个坏人,因为那一百个因此放过的坏人可能会去伤害一千个甚至一万个好人,而对于被误伤的好人,只要及时发现,及时给予平反,虽然可能对被误伤的那个好人不公平,但对人民事业的健康发展却是必要的。


  说老实话,反腐反到这个份上,那些过去的贪官,现在的贪官不恨死毛泽东才怪。断人财路,如同杀人父母,这样的反腐根本就是完全不给贪官留活路的节奏。但是“三反”最终却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既达到了反腐的目的,也恩威并施,基本没有出现什么“后遗症”。例如对大约85%以上的中小贪污分子免于刑事处分,毛泽东觉得这样便于争取团结和教育改造这一批人,以利开展“三反”斗争和建设工作。


  在给陈毅的电报中,毛泽东说:“中央正在考虑不单是五十万元(旧币)以下而且是一百万元以下的所谓贪污分子,一般不算作贪污而算作占小便宜或公私不分,以便解脱更多的人,便于教育。”对于李富春的处理贪污分子规定和追赃规定,毛泽东表示“还要宽一点,富春说的还太严了。”这就是毛泽东,他并不是某些人污蔑的所谓“暴君”,相反,他始终注重团结大多数人,例如对于那些小的贪污分子来说,本来被揪出来后,很多已经做好坐牢甚至杀头的准备了,然而,最后却竟然只有一个“警告”处分,可想而知,在这样的“捉放曹”经历之后,那些人还会贪污,还敢贪污吗?还敢不拼命工作?能不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宽容感恩戴德吗?这就是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这就是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完美典范。


  “三反”运动的政治、社会、经济成果斐然,从经济层面来说,“三反”曾经为新中国开创了一个空前稳定祥和的社会新局面,让老百姓真切的感受到“为人民服务”绝不是一句空话。“三反”之后的相当长时间内,很少贪官污吏,基本杜绝了腐败,吸毒卖淫、乞丐流氓、抢劫偷盗等丑恶现象几乎绝迹……或许,这就是当时中国物质上虽然很贫穷,但老百姓精神上却很愉快的根本原因。所以,与改变中国的物质条件相比,毛泽东对中国人的精神风貌的改变的贡献更大。


  不得不说,毛泽东是天生的赢家,更神奇的是,他手里差不多从来没有过好牌,却依然一直在赢。有学者说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是“苦难辉煌”,正应了那句“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钜”。事实也确实如此,建国前的步步惊心,建国后的筚路蓝缕,武装斗争只是从几杆枪起步,经济建设更是几乎从零开始,然而,短短几十年时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和全国人民一道将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为一个政治、经济、军事都居于世界重要地位的工业国,不服能行吗?这就好比斗地主,如果每把牌都大小王加四个2,除了傻子,恐怕谁都能赢,但是,如果每把牌都是既没有大小王,也一张2都没有的烂牌、臭牌,却依然能够大杀四方,就真的只能用神奇来形容了,所以也就难怪会有人把毛泽东神化了。


  毛泽东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但是,毛泽东也曾犯过“错误”,那就是他曾得罪过他得罪不起的人,以至于在他离世以后,一些人一提到他就咬牙切齿,那种丝毫不加掩饰的恨意,特别是某些人在网络上的一些言论,即便隔着屏幕,都能让人不寒而栗。那么到底是什么人让毛泽东得罪不起呢?答案就是某些自以为是的酸腐文人。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得罪谁也不能得罪酸腐文人,你得罪他两天,他能盯着你骂两年,你得罪他两个月,他能盯着你骂一辈子,再加上他们天生的表演天赋,一哭二闹三上吊,总让人觉得全天下最苦逼的就是他们这些人,所以,酸腐文人的名声向来不好。那些酸腐文人的心思大多时候都是用在算计别人上的,他们心理变态的程度即便与慈禧那老娘们相比也不遑多让,他们就像慈禧说的那样,谁让她一天不痛快,她就要让谁一辈子不痛快。但是毛泽东还是犯了大忌,他居然不把那些知识分子高高捧起,居然让那些知识分子去住“牛棚”并“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居然要让那些自以为应该“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低下头向他们眼里的泥腿子取经学习,岂非是可忍孰不可忍。


  所以毛泽东“悲剧”了,他再罩得住,但无奈,他也有去见马克思的一天,所以,在他过世后,那些文人将心里的“憋屈”一股脑的发泄出来,甚至“持之以恒”的连着骂了他四十多年,而且可以预见,这样的咒骂一定程度上还将持续下去。但是,如果历史给毛泽东重来一次的机会的话,我相信毛泽东依然会毫不犹豫的“反右”,请注意,我这里讨论的不是“反右扩大化”的错误,“反右”与“反右扩大化”是根本上相区别的两个概念。那么到底是什么让毛泽东不惜“斗胆”去“太岁头上动土”,宁愿得罪“知识分子”也要坚持“反右”?


  毛泽东一直追求的都是“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本着“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美好愿望,毛泽东坚信所有人都会向他一样把心思都放在建设一个和谐强大的新中国身上,但是,现实让他这个愿望摔得粉碎。


  毛泽东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但是当时党内很多人对此并不理解,甚至害怕因此放出“毒草”甚至“毒蛇”。为此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原初讲话中就说过,对“双百”方针,党内“十个高级干部就有九个不赞成”。事实证明,党内其他人的担心很有必要,例如在这一时期,民主人士章伯钧甚至主张实行“两院制”,政协可以变为“上议院”。


  这些虽然让毛泽东感到非常震惊,但他依然认为这些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但是,形势的继续发展,让毛泽东开始反思自己是否把问题想的太简单了,为此他在1957年1月27日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讲话说“对于民主人士的批评也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错的,一种是不错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注意,这里毛泽东已经认识到不能一味任由民主人士“批评”,而是开始考虑“反驳”了。毛泽东接下来还说:“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些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


  很多人据此认为毛泽东接下来的“党外整风”是“引蛇出洞”,但问题在于,如果你本身不是(毒)蛇,引蛇出洞又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你本身就是毒蛇,将你引出洞再进行“消灭”,不恰恰说明了“引蛇出洞”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其实,对于毛泽东的“党外整风”,很多党内高层都是有抵触情绪的,但是毛泽东不信邪,他觉得“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在1956年5月2日的第七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曾提出“两个万岁”的口号,即共产党万岁和民主党派万岁,但是毛泽东的真诚被本应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民主党派的某些人狠狠辜负甚至背叛。


  毛泽东说到底是低估了某些人的野心和不要脸程度,有些人就是那样,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点颜色就开始琢磨着开染坊了,说难听点,就是给脸不要脸。毛泽东最初对民主人士的包容被某些人认为“软弱可欺”,以至于当时一位在政府内担任部长的非党人士甚至说“尊敬的毛以为民主党派会很有礼貌有限度地提出一些批评意见”,但是,实际情况是,那些民主人士可既没礼貌,更没限度。毛泽东本指望通过党外的批评能够改正共产党的缺点,促使共产党进步,但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这就好比,你为失眠向别人请教治疗办法,谁知别人竟说,治疗失眠好办,跳楼、上吊、喝农药都可以永久性治疗失眠,这样的答案基本上等同于当时某些民主人士对共产党的“批评”。


  有些网友觉得今天网上的一些公知提出的什么“宪政”、“去行政化”之类的说法很“高大上”,所以心甘情愿被他们忽悠瘸了接着买拐。其实,当下的公知不仅无德,最主要的是无知,他们这点小技俩几十年前他们的“公知前辈”就用过了,在毛泽东真诚的寄希望于“党外整风”的时候,换来的是有人公开要求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合营企业(就是公知今天鼓吹的所谓的“国退民进”),甚至有人说“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制度”(你懂的)。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反右”已经不可避免,再不“反右”,那些所谓的“民主人士”可能就真的要翻了天了。


  其实毛泽东本身作为一个集大成的知识分子,他对知识分子是抱有期望的,所以毛泽东才会说“(中国)这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爱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知识分子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而存在的,要么是附着在资产阶级的皮上,要么是附着在无产阶级的皮上,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附着在无产阶级的皮上。知识分子固然要有水平,但更要有立场,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一点,如果一个国家的买办文人和汉奸学者能够大行其道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基本离亡国也就不远了,前苏联就是最好的例子。所以,那些动辄说毛泽东“迫害知识分子”的无知无德无耻之徒,根本就不了解毛泽东,所谓曲士不可语道,他们用他们自己的那丁点度量去揣摩毛泽东的心思,怎么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呢?


  毛泽东向来看重知识分子,但他更看重的是知识分子的立场,他注重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同样注重知识分子为谁服务的问题,所以毛泽东认为“如果立场错了,知识越多越反动”。如果有知识分子屁股坐歪了,脱离了人民群众,脱离了无产阶级立场,应该说,即便“迫害”,那也“迫害”得理直气壮。在毛泽东眼里,谁与人民为敌,他毛泽东就要与谁为敌,这是没有任何讨价还价余地的底线,至于他们是不是所谓的“知识分子”,根本就不在毛泽东的考虑范围,换句话说,别说是“知识分子”,就是天王老子,那也不行。这就是毛泽东,他不对“地富反坏右”狠,贫下中农就感受不到他的仁,他不让“地富反坏右”绝望,底层百姓就看不到希望,今天的一些公知不知是真傻还是假傻,竟然用当时某些地主的“悲惨”来“证明”毛泽东的“不人道”,道理是明摆着的,那些地主当时“悲惨”就对了,如果共产党执政,依然任由地主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那老百姓要共产党干嘛?


  除了“反右”,还有一个让一些人盯着毛泽东不放的就是文革。文革的是是非非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但是,我们可以回过头去想,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他的出发点是为了让中国变得更好还是变坏?我相信答案一定是前者。周恩来曾对哥穆尔卡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不犯错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不例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自然也不会例外。但是,党如果犯了错误,出了问题,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是否应该采取措施来纠正错误,解决问题?文革并不是历史上现成的答案,而只不过是毛泽东的一次尝试,事实证明,他的尝试失败了,但是回过头说,尝试失败了是否意味着当初就不该尝试呢?文革何尝不是另一个层面上的“摸着石头过河”?我们是否可以用今天的眼光去苛责毛泽东?


  关于这一点,其实毛泽东自己就曾给出过答案,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他曾评价孙中山“象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与毛泽东大海一般的胸怀相比,今天的一些人对毛泽东的苛求是否显得境界和格局都太低了?


  要理解毛泽东,就必须回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不管正确与否,毛泽东的每一次尝试都是为了让中国能够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的局面,都是为了让中华民族不再受人欺凌,都是为了让中国人不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只有在明确这个大前提后,去讨论某些“细节”才有意义。你总不能说毛泽东不管做多少贡献都是应该的,犯了点错误,哪怕再小也是十恶不赦吧。那我觉得这不是认知问题,而压根就是人品问题。


  今天我们怀念毛泽东,并非发思古之幽情。回想1976年,那一年天塌地陷,9亿中国人伤心欲绝,但他们对毛泽东的那份生死相依的情感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因为毛泽东曾给予了他们太多太多。毛泽东这一辈子,从没有亏欠任何人,如果一定要说亏欠的话,那他最亏欠的那个人就是他自己,作为丈夫,他没能保护好他的结发妻子,作为父亲,他没能保护好他的儿子。虽说是伟大领袖,但也基本上没过过几天好日子,建国后,海外华侨好心送的几斤燕窝他都一口舍不得吃,让工作人员拿去招待外宾用了,一双拖鞋穿了几十年,连身边工作人员都看不下去,几次背着他偷偷把那破拖鞋扔垃圾箱,又给他找回去接着穿,最喜欢吃红烧肉,却一辈子连放开肚子吃一顿红烧肉都够呛,一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你说他到底图个啥?就这么一人,死后还被某些心理阴暗的无耻之徒追着骂了几十年,我都替他亏得慌。


  伟人的伟大之处恰恰在于他能够为了大我牺牲小我,能够为了大家牺牲小家,像毛泽东这样自我牺牲到极致的是当之无愧的“侠之大者”。回想一百年前的中国,短短的四十年间,两次首都被屠城,这样的惨剧在历史上都是很罕见的,中华民族真正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正因为如此,那时候的中国才更需要象毛泽东那样的伟人站出来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杨开慧需要毛泽东,毛岸英需要毛泽东,但中国和中国人民更需要毛泽东。正因为有了毛泽东,有了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有了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人民,中国才可以与过去的软弱可欺,与过去的四分五裂,与过去的积贫积弱彻底挥手告别。如今,毛泽东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四十多年了,今天的中国虽仍不完美,但大国强国地位已经无可撼动,这一切并非上天赐予,而是毛泽东所缔造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不断奋发、不断创造的结果。


  “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与汝”,作别杨开慧时,毛泽东以他所特有的诗人的浪漫将满腔柔情化作缠绵的诗句,曾经的毛泽东竟也是那么的儿女情长。但是,为了信仰,毛泽东毅然转身离开,或许,从长沙的那一次转身开始,毛泽东的名字就已经注定写入历史。伟人已去,唯伟人的思想长存。传说中要打破叹息之墙,就必须要借助太阳的光辉,同样,要推翻三座大山,砸碎禁锢中国人千百年的枷锁,离不开毛泽东这一轮红太阳,他的光芒能刺破这穹宇最黑暗的深处,他的光辉能融化这世间最冰冷的人情,他的心胸容纳宇宙万物,他的目光始终深情的注视着他的人民,他的目光那么明亮,那么深邃,那么温暖。


  前些年有一句经常被人提起的耳熟能详的话,叫“与国际接轨”。这当然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产物。而在毛泽东时代,这句话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也是不可想象的。


  以毛主席的王者霸气性格,他根本就不按世界规则行事,按现在的说法就是“不按常理出牌”。那时候的中国,虽然遭到帝国主义集团的长期封锁,但毛泽东却教会了西方列强怎么学会“与中国接轨”,又怎么百鸟朝凤、众星捧月地涌到北京来“与中国接轨”。红色中国改变世界,成了毛泽东时代的一个火红特征。


  1973年2月毛泽东会见美国时任总统尼克松


  一、头号帝国主义美国只与跟自己有利的规则接轨


  在一个“强权政治”的世界里,美国这个最能高喊国际规则的家伙,它主导制定了国际上绝大部分有利于美国的规则、惯例、秩序;它奉行的是凡有利于美国的国际规则都积极“接轨”,凡不利于美国的国际规则统统不去“接轨”。


  美国不仅公开发动战争来对抗世界规则,甚至采用绑架的下流手段将主权国家的总统弄到美国进行审判。至于对那些不利于美国的国际仲裁,更是不屑一顾。


  1986年尼加拉瓜政府诉美支持游击队反政府仲裁案,海牙法庭判美国败诉并送交判决书,美国佬竟然当着记者的面把判决书撕毁了。


  联合国连续20次通过决议,要求美国停止制裁古巴,可美国依然我行我素对古巴进行了长达近50多年的经济、贸易和金融封锁。在国际贸易中,美国更是屡屡违背市场经济规则,动辙就对他国进行反倾销起诉。


  这个世界上最大、最凶恶的头号帝国主义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和武器系统;拥有从侵略战争中不断创新的战争模式;拥有由日本、英国、法国等一批喽啰组成的帝国主义集团;拥有侵略、颠覆、掠夺他人财富起家的思维、策略、规划;拥有掠夺世界财富过寄生虫生活的习惯,并有独霸世界的野心。


  就连他的同伙影响他的国家利益,他也出手报复绝不留情,先后整垮了英国、日本和其它一些同盟者。试想,与这种充满豺狼野心的国家进行“接轨”,统统按他的规则办事,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可想而知。


  美国的国内法一直高于国际法,这不是国际共识,而是美国霸权的标志,这本身就是个混蛋逻辑,也是个强盗逻辑,但却是一个能让世界默许的逻辑。


  美国的《外交政策》杂志网站2015年8月26日刊载的一篇文章这样评价美国:“在世界地图上,很难找到一处地方来证明美国能够不以虚伪和言行不一的方式行事。”


  二、毛泽东不理“国际惯例”,从小事开始改变世界


  由此可见,冷战时期的“世界惯例”和国际秩序,实际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主导建立的秩序。


  在国际交往中处处遵从“国际惯例”,实际上就是屈从美国的“奴才”。但是,只有毛泽东不理美国这一套,蔑视以美国主导的所谓“国际惯例”。


  像毛泽东这样经天纬地,充满了志气、豪气、大气、骨气、傲气、霸气、才气、勇气、正气的人,怎么可能受这种秩序和规则约束?他老人家从骨子里就蔑视这些“世界惯例”,也在挑战和颠覆旧世界的秩序和规则。


  从毛泽东的几个做法和参加外事活动的细节,就足见一斑:


  1、中国的二十八响礼炮。英国最大战舰装有21门大炮,全部放空便是最高礼节,所以世界礼炮的鸣响通常为21响,这是世界惯例。可开国大典前夕,周总理去问毛主席:“礼炮应当鸣几响呢?”毛主席沉思片刻说:“就鸣二十八响吧。”开国大典时用54门大炮,齐放28响。开国大典的礼炮声为何不遵从“世界惯例”,为何没“与世界接轨”?或许,这就是毛泽东奉行“独立自主”“不按国际惯例办事”的一个答案。


  2、毛泽东穿棕色皮鞋接见外宾。1956年,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印尼总统苏加诺。罗瑞卿看到他穿一双棕色皮鞋,便说:“主席,你还是换一双黑的吧,按照国际惯例……”“为什么要按国际惯例呢?”毛泽东打断罗瑞卿的话,“我们中国人要按中国的惯例穿。”毛泽东这是用身边的小事,告诉国人不要迷信什么“国际惯例”。


  3、毛泽东不穿黑中山装接待来访。1957年,毛泽东应邀出席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穿着黑色中山装和赫鲁晓夫多次交锋,正气凛然。归国后,他就再也不穿黑色中山装了。一次某国领导人来访,外交部礼宾司为毛泽东制作了一套崭新的黑色中山装,让毛泽东试穿。毛泽东坚决地说:“为什么又做黑色的?我不穿。”工作人员解释,外交部礼宾司规定,按照国际惯例应该穿黑色的。毛泽东大声说:“为什么听外国人的?我是中国人,按中国习惯穿,谁做黑色的谁穿,反正我是不穿!”


  4、毛泽东就在书房接见外宾。按“国际惯例”,国家元首间的会见要有正式场合和正式宴请。可毛泽东自1966年8月起,几乎都是在他的书房里接见来华的各国国家元首和外宾。特别是1958年8月1日赫鲁晓夫初次访华,毛泽东就在游泳池边穿着泳裤披着浴袍跟一身正装的赫鲁晓夫见面。在“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时候,1972年2月21日2点50分,还能安若泰山地在书房会见尼克松的首次访华,那简直就等同于“三更半夜”的召见。


  赫鲁晓夫和尼克松是什么人物,那是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的国家元首,是世界霸权的体现。可毛泽东才不管这些,他就是要按自己的规则办事,不按世界霸主的规则。


  在书房和游泳池接见外国政要,尤其是会见“超级大国”国家元首的首次访问,世界可有这样的“国际惯例”?这不是开了世界历史的先河吗?难道不是千古之绝唱?而令人称奇的是:这不但没让各国政要感觉到失礼,反而觉得比礼炮齐鸣、礼兵齐刷刷敬礼带给他们的记忆更亲切和终生难忘。


  《基辛格回忆录》中说:“接见并无任何仪式。房间内的陈设和屋子的外观一样简单朴素。毛泽东就站在那里边,周围都是书,他在中国人当中身材是高大魁梧的。他微笑着注视来客,眼光锐利而略带嘲讽,他的整个神态似乎在发出警告说,他是识透人的弱点和虚伪的专家,想要欺骗他未免是徒劳的。或许除了戴高乐以外,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身边有一个女护士协助他站稳。他成了凌驾整个房间的中心,而这不是靠大多数国家里那种用排场使领导人显出几分威严的办法,而是因为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得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至于一些国家元首来中国没能得到毛泽东的书房接见或泳装接见,都感到是终身遗憾。


  总之,毛泽东在与国际交往中所贯穿的一条清晰线条,就是十分讨厌和不拘泥“国际惯例”,这绝不仅仅是穿衣、穿鞋等生活细节这么简单,他老人家的真实想法,就是要从这些开始,逐步打破旧世界旧秩序,建立一个新世界新秩序。要做到这样,就不能拘泥于“国际惯例”,就要有自己的一套。


  三、毛泽东改变“世界惯例”,用正义力量打掉世界霸权


  为了打破“冷战”后的国际秩序和“国际惯例”,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进行了波澜壮阔的斗争。毛泽东不仅用强硬的手段教训了这些帝国主义国家,还用哲学思想教导了这些帝国主义国家,让他们懂得如何同新中国打交道,学会与中国接轨。


  1、毛泽东用炮弹让大英帝国接轨新中国。对待帝国主义那一套把戏,毛泽东认为最好的接轨方式就是针锋相对,“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1949年4月20日,在东起鄱阳湖,西至江阴要塞一千华里的战线上,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前一天,英国战功卓著的海军远东舰队以“伦敦”号为旗舰,率“紫石英”号护卫舰、“黑天鹅”和“伴侣”号驱逐舰组成的舰队,开进长江下游航道,来为国民党助威。


  “紫石英”首先闯入解放军防区。在对其警告无效后,毛泽东说:中国的内河,怎能容忍外国的军舰来撒野?他果决地指挥人民解放军给予坚决炮击。结果,“紫石英”号中弹30余发,舰长斯金勒被炸死,挂白旗告饶后,慌不择路逃窜时搁浅南岸。


  随后,另一艘英舰“伴侣”号赶来增援,又被打得狼狈逃窜。英国远东舰队副司令梅登海军中将率“伦敦”号旗舰和“黑天鹅”号驱逐舰赶来报复。“伦敦”号旗舰舰长卡勒倒在甲板上,三次交火英舰的正副舰长就有5名伤亡。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对英国军舰暴行的声明》。


  若按“世界惯例”,只能是“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中国人敢打残英国舰队吗?而被打疼了的大英帝国,于1950年1月6日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西方帝国主义集团和西方世界中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


  2、毛泽东敢让美国原子弹接轨手榴弹。“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抗美援朝第一战役我军完胜后,第二战役的“口袋阵”装进 36000人,包括24000美军,美第八集团军三星上将司令官沃克在逃跑途中摔死。美国总统杜鲁门急眼了,召开记者招待会把眼镜一扔:“要对中共军队使用一切武器!”两天后,26颗原子弹运抵朝鲜海域附近,准备先投放平壤,再投放北京。


  这时毛主席正在北京最高国务会议的主席台上,秘书神秘兮兮地将有关的绝密文件呈主席阅。毛主席扫了一眼,对秘书说:“念,给大伙念!”参会的是部长以上干部、各民主党派党魁,这一念会场鸦雀无声。


  “啪”的一声,毛主席猛拍桌子站了起来,说了一句今天听起来都让人豪情万丈的话:“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最后我一定战胜你!”看见没,这原子弹马上要开扔了,一般国家的领导还不吓尿裤子?可毛泽东是什么人,他就敢认定“原子弹也是纸老虎”,就敢让美国的原子弹与中国的手榴弹接轨,一直到朝鲜战争结束,老美也没敢扔原子弹。


  若按“世界惯例”,中国能进行抗美援朝吗?抗美援朝中国人民志愿军将美国鬼子和“联合国军”打回了“三八线”,这就是在教美国和西方世界要知道学会与中国接轨。越战中不准美国的飞机越过十七度线,美军就乖乖的遵守了毛泽东为其划定的这条“红线”,更是立规矩让美国懂得怎么与中国接轨。


  3、毛泽东“改变了整个世界”。解释世界,适应世界,改变世界,在这三个层次上,改变世界无疑是顶端。而毛泽东时代则无疑是中国改变了世界,也让改变的西方世界学会了与中国接轨。


  尼克松首次访华,与毛泽东刚一见面就发自内心地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欧洲共同体主席奥托利说:“毛主席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也极为深刻地影响了世界的进程。”希腊总理卡拉曼利斯说:“毛主席也改变了世界上力量对比。现在还难以预言,他的行动对人类的未来将产生的后果。”


  就连仇视红色中国的日本极右政客石原慎太郎对毛泽东也如此评价:“能把一个贫瘠的国家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迅速崛起于世界强国的行列,除了伟大的明治天皇外,我记得美国以前有位乔治•华盛顿总统。但在东方一个大国——中国。毛泽东先生领导他的人民,却取得了远远超越乔治•华盛顿的伟大成就。”


  普京这样评价毛泽东:“中国的毛泽东主席,是人类社会的伟大领袖。” “中国刚刚解放就敢和强大的美国打一场伟大的战争,而美国人却被毛主席打得如此狼狈不堪。这种伟大的气魄和胆识,就连斯大林都非常佩服。刚成立的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打败了一个装备精良的、由十六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这是任何一个军事领导者和军事统帅都没有的雄才大略。”


  类似这样的评论,全世界成千上万。毛泽东改变了世界,也无疑改变了无数的“世界惯例”,更改变了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这是世界共识,也是历史的定论,任谁都无法抹煞和改写。


  四、毛泽东改变旧世界的思想永不过时


  现在的国际形势,与毛泽东时代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是中国不断走向强大,今非昔比。这与毛主席打下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坚实基础是分不开的;二是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打压、霸凌和排挤变本加厉了,现在的美国政客与当年尼克松、基辛格那一代美国领导人的思想和价值观以及外交政策不可同日而语;由此而引发的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更加复杂多变。


  然而,不管世界如何变化,也不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如何嚣张,中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兴国原则不能丢,民族图强与崛起的精神意志力不能丢,一句话,毛泽东思想不能丢。除了搞好国内的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在对外关系上,我们依然要遵行毛泽东同志为我们制定的原则和策略,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尤其是对待世界霸权主义,从来就没有一个国家靠软弱、认怂、退让、迁就、屈从而获得认可和尊重的。


  对付美帝和一切反华势力,与打虎是一个道理。中国人民早就形成了一个共识:弱国无外交,软弱与屈服永远没有出路。因此,毛主席改变世界的那种王者霸气,今天的我们应该继承下来,发扬光大,用勇气和智慧冲出血路,实现中华民族第二个百年的崛起之梦!


北京市求实律师事务所重大疑难案件部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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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求实律师事务所成立于1985年2月,时称北京市第五特邀律师事务所,由抗大一分校杰出校友、老红军徐一志教授发起创办,是经司法部批准,在彭真、张友渔、陶希晋等领导的支持下,特邀中政委、中纪委、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国务院法制办、中央党校、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单位的离退休同志及法律专家学者共同筹建的专业化法律服务机构。

北京市求实律师事务所于2020年6月成立了重大疑难案件部,北京市求实律师事务所重大疑难案件部主要承办刑事、民商事、行政等复合交叉、涉及标的额大、社会影响大的重大、疑难民商、刑事、行政案件,对经济困难的个人和企业可以实行先服务后收费。北京市求实律师事务所重大疑难案件部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沙滩一号院、咨询电话010-66182388、手机微信13683233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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