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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资本主义国家给人民发现金,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发

陈中华:资本主义国家给人民发现金,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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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环球时报社的总编胡锡进在一个网帖上说,国家如果给每一个人发钱属于懒政,就基本等于都不发钱,反对向全民撒胡椒面的疫情期间刺激计划,反对我们中国学习美国的计划,向全体国民派发等额现金。我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给人民发现金,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发。


目前,冠状病毒疫情在世界各国扩散,没有人知道对各国经济打击到底会有多大,但越来越多经验证据指向这次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甚至远超1930年代的大萧条。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只是局部的金融和经济领域危机,但这次危机是全方位的,是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治理危机和国际秩序危机的“综合症”。如果疫情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导致各国危机加深,社会大恐慌,更会导致战争风险的剧增。在历史上,瘟疫和战争一直是一对孪生兄弟。


正因为这样,各国尤其是西方诸国都出台了庞大的经济救助计划。总体说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救助计划表现出强烈的社会主义倾向。实际上,越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和英国,救助计划越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德法等欧洲大陆国家本来社会主义成分就已经很高了。


美国最为典型。“如果美国经济崩溃,谁来负责?”这是前段时间美国举国讨论的问题。为了防止美国经济与各级企业、劳工与一般家庭,不至于在冠病的威胁下,陷入大规模破产的绝境,美国国会、联邦财政部与白宫,全速推动《防疫期间刺激经济方案》。随着疫情的高速飙升,振兴预算也从原本的8000亿美元,一路膨胀成2万亿美元的天价规模。


尽管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就这个救助计划有党派争论,但这是一次非常有效的争论。民主党对于共和党预算的质疑主要在于“黑箱作业”和“渔利财团”。在2008年金融海啸中,美国政府出台的救助计划,结果是“财团负债全民买单”,大企业的大股东与领导层荷包满满全身而退,受创最深但获得支援最少的基层民众,却反而得承担政府财务紧缩的长期后果。


因此为了避免“救富不救穷”的状况出现,民主党强硬要求在法案中追加限制条文,包括申请纾困的大企业不得回购股权、必须严格限制高管薪酬,设下纾困预算的审查门槛,以透明化财政部所释出的纾困金流向,避免“黑箱纾困”再次引爆国民对于政府的不信任与怨怼。救助方案最终在国会通过。曾经谴责美国在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特朗普签署了这项法案,其中包括向除最富裕的美国成年人外的所有人提供1200美元的支票。


美国


为年收入低于7.5万美金的成人发1200美元,两次合计2400美元(16800元人民币)


向儿童发500美金,两次合计1000美金(7000元人民币)


英国


每月向每人发80%薪资,最高2500英镑(21750元人民币)


至少执行三个月


加拿大


向每人发2000加元,连续4个月合计8000加元(40000元人民币)


澳大利亚


向每人发750澳元(3150元人民币)


德国


向自由职业者,个体户,小企业每月发9000欧元补贴(69300元人民币)


5-10人公司可获得15000欧元补贴(115500元人民币)


为期三个月


日本


给1000户家庭,每户发两个口罩和30万日元(20000元人民币)


韩国


向包括中产阶层在内的收入下游70%家庭发放灾害补助,4人户的补助标准为每户100万韩元(5800元人民币)


中国香港特区


向18以上香港永久居民每人发10000元港币(9071元人民币)


中国澳门特区


向澳门永久居民每人发10000澳门元(8807元人民币)向非永久居民每人发6000澳门元(5284元人民币)


无论从政府还是主流学者对经济政策的讨论,中国所采取的路径恰恰和西方相反,即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西方行的是社会主义路线;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反而行的是市场路线。在中国的拯救经济方案中,人们几乎看不到社会主义的成分,资本的分量(或者说市场的分量)却得到张扬。


这可能和1980年代以来久盛不衰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有关。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早期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功不可没,但也正因为变得根深蒂固,影响着人们的思考和决策行为。在中国,最明显的就是GDP主义,即经济本身变成了独立的单元,一切经济活动的意义在于GDP。GDP主义直接地表现在今天的经济政策争论中,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要不要直接给老百姓发钱?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直接给老百姓发钱了,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呢?至少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制度呢,发钱的声音也有,但非常小声,人们听不到。主流经济学家不主张发钱,但主张发消费券。因为主流考虑的是GDP,是要通过消费券来刺激消费,激活交易,产生GDP。


钱和消费券的区别在于,钱没有使用的截止期,而消费券则有。消费券必须限时消费掉,否则会过期,而钱不一样,老百姓得到了钱之后可以不消费而存入银行。因为恐惧于老百姓不消费,转化不了GDP,因此主张发消费券。


这便是资本的逻辑,不是社会的逻辑。很多人都承认,今天或许更长时间里的经济不再是GDP经济,而是活着经济或者生存经济。考虑到中国社会大部分还是穷人,而这次受疫情影响最重的也是社会底层,直接发钱的理由就更充分了。在中国的舆论市场上那些叫得很响亮的企业,其实还是有能力活着的,那些没有能力活下去的企业、家庭和个人,连发声的机会和能力都没有了。


发钱不见得能够马上产生GDP,但可以对社会稳定起到正面作用。社会底层老百姓有点钱放在家里,就不会担心明天会不会有饭吃,省吃俭用,就有助于产生稳定感。如果社会底层的40%稳定了,总体社会就不会有问题。只要社会是稳定的,发展只是快慢而已。但如果发消费券,或许能够产生GDP,但更有可能因为强制消费造成社会恐慌。发消费券而不发钱,要不就是对中国社会底层不了解,要不就是GDP主义在作崇。


第二,生产要素流动自由能否促进GDP增长?


生产要素流动自由促进经济增长,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没有人会怀疑。但这里仍然有几个重要的问题须要回答。首先,要素流动从长远来看,促进经济增长没有问题,但还是“远水救不了近火”。社会需要拯救,要素流动拯救不了社会。其次,更重要的是什么样的要素流动?人们对此没有很大的信心,因为从前几次危机都是通过牺牲社会来拯救经济的。


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通过教育的产业化来促进GDP的增长的;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则导致了房地产成为暴富产业。教育和房地产,加上之前的医疗领域的产业化,导致了今天中国社会的局面。严格说来,这些都是社会领域,并非经济领域,须要国家的大力投入。但在中国,不仅没有国家的大力投入,反而产业化了,因此社会没有了制度基础,社会稳定也就没有了基础。


如果要通过要素流动来促进经济增长,这次会牺牲掉哪个社会部门呢?人们想到的是农村的土地。对数亿农民来说,土地就是他们的基本保障。农村的土地一直以来也是各方(尤其是资本和地方政府)紧盯着的潜在财富。这些年,人们讨论宅基地的流转问题,这主要是为了平衡农村和城市的发展平衡问题。农村很长时间以来,只有流出,没有流入。


农民一富裕就到城市里面购置房屋,送小孩到城市就学。广大的农村只有政府的有限投入,可持续发展成为了大问题。并且,很多农民进城之后,宅基地抛荒,没人管理。在这样的情况下,容许城市居民到农村盖房、居住,并在此基础之上引入必要的服务业,也是平衡城乡发展的一个有效途径。不过,这次所讨论的要素,却不是这样的概念了,而是大规模的土地流动,并且要把原先中央政府掌握的土地权下放给省级政府。


历史地看,这一个政策的结果是可预测的。地方官员感兴趣的只是土地所能产出的GDP,而非土地上的人口。农民一旦失去土地,或者国家一旦大量失去耕地,就会造成不可收拾的结局。近年来,户口制度已经松动,但对进了城的农民来说,户口仅仅是一张纸,毫无意义。


城市户口的核心问题就是社会制度,但这方面没有人关心。土地制度激进变化的结果,便是底层问题很快就会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而在没有足够社会保障的城市,这类基层问题所能产生的政治能量,不知道要比农村强多少倍。


第三,新基建能够救经济吗?


“新基建”最近急速流行起来。如果老基建投资在高铁、港口、航空港、高速公路等项目上,新基建就是投资在技术上如5G,尤其是人们称之为A(AI,人工智能)、B(block chain,区块链)、C(computing cloud,云计算)和D(big data,大数据)上。据报道,中央政府未来几年有3.5万亿人民币,13个省市有34万亿人民币的资金要投入到新基建。


这些技术对未来经济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第一,这些方面的投入能够支撑得起第二大经济体量的增长吗?一些观察家已经提出,新基建不可能达到GDP主义者所预设的目标,他们因此主张老基建复苏、新基建加力。也应当指出的是,除了少数地方,老基建已经充分甚至过度了。第二,如果过度强调新基建的作用,就会导致技术乌托邦主义。


哪一个国家不想技术进步?但技术进步可求不可得,没有人会知道新技术什么时候才会出现。有时候,巨量的投入也不见得会导致技术创新。第三,正因为技术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只能从长期的角度来考量,不能夸大其对拯救因为疫情而造成的经济危机的作用。


实际上,中国经济发展到了这个阶段,客观上已经要求人们超越旧的GDP主义,而须要一种新的思维和思路。这个新思维可以被称之为“软基建”,意在通过社会制度建设来提供各种公共服务,保卫社会,在底层脱贫的基础上,做大做强中产阶层,再在此基础之上追求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如果把“新基建”的内容置于“软基建”的构架中,其对经济和社会的意义就更清楚了。


经济属于社会,社会被破坏掉了,最高速的经济增长也会变得毫无意义。GDP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发展,经常本末倒置,破坏了社会,不仅增张不可持续,更会酿成巨大的社会危机。如果说世界上有所谓的“危中有机”,那这次新冠疫情给中国带来的最大机会是民意机会,而不是什么经济机遇或其它什么机遇。民意机遇,既可以说是灾难压力下的爱国反应,也可以认为是国际压力下的被动性反抗,究其根本,则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使然,大难之下,惯性抱团。


灾难,总会过去,也就只是一种病毒。但是,凝聚起来的民意不能随风而去,把应急性团结转化为常态化团结才是重中之重。要实现这个目标,最有效且唯一的办法是政府时刻要尊重民意,持续努力改善民生,


近来,基于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民生造成的影响,政府也好,媒体也好,天天都在谈促进消费以刺激经济。但是很多人无钱怎么去消费?据不完全统计,中国80%的财富集中在0.4%的少数人手里,即使这一小部分人拼命的消费,横着花,竖着花,站着花,躺着花,也消费不了多少,对拉动消费无关痛痒,也就是说,中国的大部分资金都被冻结了,成了名副其实的死钱。


公共卫生危机之下的经济危机,直接补贴消费被证明是刺激消费的有效手段,政府给人民发钱,不但能提高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形象,还可以增加民众的购买力和激发消费欲望。我建议政府尽快直接给每个人发二万元救济款,由银行给每个人办一张卡直接存入,不要分贫富男女老少,显的公平又能防止被官员侵吞,有钱的人也不会去动这钱的。


另外;当前中国一边产能过剩,一边农村需要产能。现在农村还有不少破旧的公路房屋,甚至草房土路,就是城市里也有很多破旧的楼房街道。是需要很多建材和人才去修建的,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村的投入,为人民办事不要去计较盈亏,没钱印钱就可以了,其实干这些事,政府负责生产钱就可以了。有些经济砖家可能会说,大量印钱会引发通货膨胀,我认为通货膨胀不是因钱多,而是因为缺货,比如目前的钢筋水泥和车房服装过剩会涨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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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政府也不用大量印钱,取消存取款实名制就可以了,使那些有钱的贪官和富豪敢于存款。目前因实行存取款实名制,造成贪官富豪不敢存钱,有些贪官富豪把几个亿的钱都存家里,还有的洗白后存外国。政府应该想开点,银行是政府开的,不管什么钱,存进来就都是国家的钱,一个人不管有多少钱,除了吃住穿,还能干嘛,花不完的自然就变成为政府的了。也不用担心取消实名制后会使洗钱更容易,取消了他们就不用洗钱了,洗钱干嘛呢?直接存银行里就很安全的。


只要来存钱,不要问来由。国家做的是建使官不能贪腐的制度,设使人不敢骗钱偷钱抢钱的法律,严格执行就行了,不要以为实行存款实名制就能使官员不敢贪腐,诈骗抢盗分子就不敢诈骗抢劫盗窃了。他们可以把大量非法得来的钱存在家里,或想办法洗白了存外国,甚至移民居国外,这对国民没有任何好处的。自国家实行存取款实名制后,贪官和各种犯罪分子也并没有减少多少。


随着疫情在世界的进一步蔓延,俄罗斯、埃及、越南、印度、哈萨克斯坦、塞尔维亚、泰国、柬埔寨等国相继禁止本国粮食出口。虽然中国近几年粮食持续丰收,库存充裕。完全能够满足国内民众对于主粮的需求,部分民众的粮食恐慌依然存在。现在中国社会,普遍存在轻视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的现象。不少农民,认为种粮食不划算,扣除化肥钱、农机费用、人工费用,一亩地的纯收入很少。远远低于打工,低于经济作物的收入。大量的农地闲置,大量的农田种植经济作物,大量的农田成为城镇的一部分。由于进口粮食的到岸价低于我国的粮食价,粮食加工企业乐于进口粮食。如今国外禁止粮食出口的政策,警示我们,依靠国外粮食进口,是十分不不靠谱的!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村农业的投入,才能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


一是进一步巩固和修建通村公路,解决偏僻角落村湾出行难问题。二是加强对农田水利设施资金的投入,挖塘堰,修沟渠,切实解决人畜饮水和农田灌溉用水问题。三是整合土地,实行农业生产机械化,可以由村干部领导联合生产,也可以由招标承包给一个企业生产,要改变过去包产到户的政策,把一大块地分成几小块,一户一小块,你种这他种那,农业根本实现不了机械化的。四是一村建一所学校和一所养老院及一个门诊部,让村民就近学习,就医,养老。五是根据实际需要,一个村先建一幢水,电,燃气,广播电视,网络等设施齐全统一装修好的抗震楼房,免费提供给村民居住生活后,再让村民把旧房平整成农业土地归其自己所有。


以上的建设是需要很多资金和建材及人员的,政府不用为钱多而发愁,去购买要不回来的美国债券。政府不用为产能过剩而发愁,千方百计地想办法出卖给外国,浪费矿产资源破坏环境。政府也不用为农民,工人,大学毕业生,退役军人的就业问题而发愁搞劳力输出。政府也不用为执政权能否长期稳固而发愁,你给人民办这么多好事,人民拥护还来不及!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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