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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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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五四青年节据说是为纪念1919年5月4日爆发的五四运动而设立的,五四运动是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的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阶层共同参与的,通过游行示威、请愿、罢工、暴力对抗政府等多种形式进行的爱国革命运动。但很多历史细节并未得到完整披露,台湾东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主任唐启华先生近年出版的《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以及邓野的《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两书均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为五四运动提供了诸多细节。尤其是唐启华的著作,利用了近年公布的陆征祥外交档案等最新史料,为北洋政府及巴黎和会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研究。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由于欧洲多国在中国都有租界,有些租界里有驻军、军舰、舰队,袁世凯政府在8月6日英德宣战后,马上宣布中国局外中立,颁布中立条规24条。第一条规定,“各交战国在中国领土、领海内不得有占据及交战行为,凡中国海陆各处均不得倚之为根据地以攻敌人。”

   但是,日本对此置之不理。当时,日本与英国结盟。8月15日,日本照会德国称,1.立即撤退日本及中国海上之一切德国军舰,不能撤退者立即解除武装;2.在9月15日以前,将全部胶州湾租借地,无偿无条件交付于日本帝国官宪,以备将来交还中国。日本声明,如果8月23日正午没有得到德国政府无条件接受的答复,日本将被迫采取认为必要之手段。

   随后日本对德宣战,并于11月7日占领青岛。同时,日军还占领了胶东及胶济铁路沿线。中国无力对抗,于是产生将山东问题提出国际会议,或争取参加战后和会解决这一问题的构想。其后,北洋政府一直积极准备。

   1918年一战结束,胜利的协约国集团为解决战争所造成的问题以及奠定战后的和平,1919在巴黎召开会议,是为巴黎和会。中国政府派出了阵容强大的代表团,成员包括陆征祥、王正廷、顾维钧、施肇基、魏宸组等人。

   陆征祥1919年1月11日巴黎之前,先去了日本,再去美国,然后抵达巴黎。其时,日本在中国的势力扩张引发美国不满,美国决意遏制日本。在联美与联日之间,北洋政府必须有所取舍。在美国的压力下,最终,北洋政府不得不将事先制定的“亲日联美”转变为“联美制日”。因此,日本代表对于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提出山东问题感到很惊讶,认为中国背信。

   在巴黎和会中,中国代表团共提出四个要求,即《山东问题说帖》、《希望条件说帖》、《德奥条件说帖》、《废除中日民四条约说帖》,主要诉求包括:山东德国权益应直接交还中国;改正列强在华种种条约特权;中国对德、奥和约应列条件之意见,以及废除所谓二十一条等等。

   由于美国力挺中国,中国在和会收获甚多,如参与国际联盟盟约的草拟并加入国联成为创始会员国。虽然拒签对德和约,但后来与德国单独议约,签署第一个平等新约。在和会签署了对奥、匈、保三个和约,收回部份条约特权,并签署《国际航空专约》。此外,《希望条件说帖》是中国第一次向国际社会表达对不平等束缚的不满,为日后中国要求修改条约争取平等国际地位重要的宣示。唐启华认为,整体而论,中国在和会外交不能算失败,和会外交的成果更可以肯定。

   即使在山东问题上,也不能说是外交失败。

   在山东问题上,日本坚持应先由它继承原来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再由中日谈判如何交还中国。其依据是,日本对德宣战,出兵攻占了青岛,中日之间已对日本继承德国权益有成议,英法等国也与日本订有密约。据此,日本在山东的地位,事实及法理都有坚实的依据。

   1919年1月28日上午,经过精心准备的中国代表团,由顾维钧在和会十人会中就山东问题发言,他依据国际法,分七个层次驳斥了日本的法理依据,内容精彩,层次分明,获得了各国外交代表的激赏与喝彩。但是,日本坚持“条约神圣”,逼迫英、法等国实践承诺。美国对中国的支持力度,由于受到英、法牵制,以及意大利威胁退出和会的影响而有所削弱。最后,日本又提出在国联盟约中写入“种族平等”原则,严重威胁到威尔逊最关心的成立国际联盟问题,鉴于这一现实,美国不得不在英国调停下,对日本在山东问题上的诉求做出妥协。4月22日,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开会决定对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利,但对日本承诺归还中国的条件进行讨论。此外,威尔逊努力要日本承诺将胶州湾归还中国,并限制其在山东的经济特权。

   4月30日的英、日、美三国领袖会议,决定德国以前在胶州及山东省所有各项权利一概放弃,交于日本。日本代表牧野做了半官方口头声明:“日本自愿担任将山东半岛连同完全主权还中国,惟将前允德国之经济特权暨在青岛设立特别居留地权保存之。各铁路业主,专为保护营业安宁起见,可用特别警队,以华人充之,各路所选日本教练人员由中国政府委派。日本军队应于最早期间撤退。简言之,日本保证归还胶州主权给中国,将只继承德国在青岛的经济特权及其他普通权利。威尔逊对此声明表示满意,三强决定将日本建议条款纳入对德和约156-158条。”

   由于日本的口头声明并未公开,中国代表团直到6月初才看到会议纪录。而国人只知道对德和约的条文内容,认为中国“外交失败”。对此,唐启华的看法是,“巴黎和会对山东的安排,不能只看对德和约156-158三条,还要加上日本的声明内容;美国总统威尔逊致力约束日本所得,英国努力协调,日本已做出许多让步,但因国家体面考虑,坚持不肯将归还胶澳(青岛旧称)给中国形诸文字,只愿在会中做声明,保证归还青岛主权,限制山东经济利益,而美国又一再强调不承认1915、1918年中日成约。这样的安排,日本仅得到了面子,先取得对胶州湾租借地的自由处分权,再与中国谈判归还条件,而有关归还条件的内容,及限制山东经济利益,已经做了宣示保证,并有美、英、法三大国做保证,对中国而言,其实颇为实惠。然而中国朝野希望可以直接无条件收回青岛租借地及德国在山东权益,对于得到间接有条件收回并不满意,加以当时舆论喧哗及政客扭曲,绝大多数国人以为和会对山东的安排,仅是对德和约之三条而已,遂坚持不保留则拒签。事实上,后来在华盛顿会议山东问题基本上依照巴黎和会的方案解决,学者多认为是外交胜利。”

   4月30日,国民外交委员会委员及理事长林长民接到梁启超的电报,5月1日拟成一篇新闻稿,次日发表在与研究系喉舌《晨报》第二版。林长民稿极尽挑唆煽动之能事,称“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众誓死图之。”

   据许德珩回忆:

   5月2日,我从蔡校长那里听到了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便约集参加《国民》杂志社的各校学生代表,当天下午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讨论办法。高工的一位学生代表夏秀峰当场咬破手指,写血书,大家激动得眼里要冒出火来。于是发出通知,决定5月3日(星期六)晚7时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后来的北大三院)大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并约北京13个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参加,计有:北京大学全体学生,清华、高等师范、中国大学、朝阳法学院、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医药专门学校、商业专门学校、汇文学校(燕大前身)、高师附中、铁路管理学校等校学生代表。到会的人极为踊跃。推定北大法科四年级学生廖书仓为临时主席,推定北大文科学生黄日葵、孟寿椿二人做记录,推许德珩起草宣言。发言的有丁肇青、谢绍敏、张国焘、许德珩以及各校学生代表夏秀峰等很多人。大会共议决办法四条:(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和约上签字;(三)通电全国各省市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群众游行示威运动;(四)定于5月4日(星期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会开得很紧张的时候,有一位十八九岁的同学刘仁静,拿出一把菜刀来要当场自杀,以激励国人。法科学生谢绍敏悲愤填膺,当场将中指啮破,裂断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字,揭之于众,这就更激励了全体学生的情绪,于是决定第二天即5月4日早上全体游行示威。大家掌声如雷一致同意,准备行动。当晚,西斋的同学一夜没睡,用竹竿做旗子,长的做上大旗子,短的做上小旗。我于宣言写好后把自己的白布床单撕成条幅,书写标语,一直搞到天亮。有的同学咬破手指,血书标语。那时还没有“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集会的主要目的在收回山东主权,收回青岛,反抗日本,反对列强以及惩办卖国贼和军阀官僚,所有标语大都是写着“收回山东权利”、“惩办卖国贼”、“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等等句子,各校写法大同小异。

   据罗家伦回忆,北大学生有一种非正式的成议,5月7日国耻纪念日,“在天安门外率领一班群众暴动”。不料5月3日,邵飘萍到北大来报告,说是山东问题已经失败,在校学生于是在北河沿法科第三院召集临时会议。

   次日,五四运动爆发,其口号“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似受此文影响。由于五四运动,在国内,经手对日借款、签署山东问题换文的新交通系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国贼”被罢黜,在外交方面,中国代表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梁启超、林长民等人为代表的研究系为什么扭曲事实,煽动民意?唐启华认为,这主要与国内政坛的派系之争有关。其时,总统徐世昌跟掌握实权的段祺瑞有派系斗争。当时,国会由亲段的安福系把持,交通系及新交通系均为段派势力。1918年欧战停火后,徐世昌于12月中旬在总统府设“外交委员会”,以研究系为主力,并给梁启超以“欧洲考察团”的名义,和会期间在巴黎发挥影响力;梁启超一行身份地位暧昧,却声望崇隆,又与徐世昌关系非比一般,与北京主导“外交委员会”的林长民内外呼应,研究系与新旧交通系为“铁路统一”及新银行团等问题产生争执。当时梁启超在巴黎,当时最活跃的民间外交团体“国民外交协会”,也与研究系关系密切,北京《晨报》则为该系主要喉舌,研究系与中国和会外交关系密切。梁启超、林长民等研究系人士,借巴黎和会之机,向亲段的势力发起了舆论攻击。

   在五四运动中,林长民大力支持学生,在北大附近演讲,并抨击曹汝霖卖国。而《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则认为,林长民是因为此前向自己借钱等旧事挟私以报。两人之间的恩怨,可谓五四运动中的一段插曲。

   政治纷争往往牵涉到目的和手段的冲突,但是,知识分子在其中应当扮演怎样的角色,却值得深思。

   一、五四运动的神话:政客的自我贴金

   五四运动无论在大陆还是在台湾,都在政治人物口中以及课本上,占据无可比拟的地位。尤其是在大陆,经过伟大领袖的赞誉、御用历史学家的歌颂、革命遗老的自我标榜,让五四运动走向了神坛。革命遗老如果能跟五四运动沾上边,那么就可以获得通行无阻的政治资本,拥有崇高的政治地位。有些人士当年只是一个黄口小儿,但是也处处标榜自己是受到五四运动熏陶而成长的。如此一来,五四运动就成为一个政治消费品,被无数革命领导者消费和装扮之后,如今我们看到的五四运动,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

   二、五四运动背后的策动力量

   五四事件在北京发生,并随之在一些地方出现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均与民国初年以后的中国国内政治权力竞争直接相关。当时拥有几大政治势力:

   1、安福系--中国北洋军阀时期依附于皖系军阀的官僚政客集团,袁世凯死后,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操纵了北洋政府。安福系势力最大,朝野没有能与之抗衡者。

   2、反对系--包括处于安福系包围中的总统徐世昌及其潜在势力;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外围研究系势力;在教育界拥有相当势力的国民党势力。反对系这帮人,在权力竞争上搞不过安福系,于是就玩阴谋政治,策动了五四运动。

   三、巴黎和会遭到泄密

   北洋政府参加巴黎和会,面对列强,北洋政府其实没有多少谈判筹码,有些不平等条约迫于无奈,不得不签。虽然被梁启超、徐世昌等人扣上“卖国”帽子,其实换了梁启超与徐世昌去当代表,那么签字也是定局,这不是由个人意志可以决定的。

   然而,梁和徐两位社会运动策划大师,立即敏感地发现搞臭政治对手的机会来了。巴黎和会上的签字,属于国家机密,按理说普通百姓是不会知道的。但是,梁启超安插的内部人士,第一时间知道签字了,然后告知巴黎当地华人,当地华人再给国内团体发电报,梁启超、徐世昌和国民党大员立即将消息在其控制的报纸上添油加醋刊出来,成为鼓动学生的利器。

   四、当时的媒体势力:都被反对派掌控

   当时梁启超的研究系控制的媒体有《晨报》、《国民公报》、《时事新报》等;国民党控制的媒体有《民国日报》、《新闻报》等。这些媒体一夜之间刊出大量煽动文章。

   五、学生行动的真相:奉旨游行被提前

   当时的5月7日,是法定0游0行0日,为了纪念国耻,学生会在当天奉旨游行。报纸刊登煽动文章之后,组织者就将法定0游0行0提前三天,这就是五四运动爆发的真相。

   六、工人运动的真相:“日人置毒”谣言

   五四运动,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因外交事件的刺激而导致的集体性民众抗议运动,其中,上海也是最重要的中心之一,运动中当地民众反应甚烈,包括许多下层民众都有不少集体性举动。然而,这些举动未必反映了他们的爱国认知,当时上海广泛流传的“日本人在水中下毒”的谣言,“日人置毒”谣言伴随着五四运动在上海的爆发而产生,民众对一些有下毒嫌疑的日人乃至华人实施暴力攻击,集体性骚乱频频发生。民众对自身环境安全也产生极度担忧,种种对食物的怀疑在坊间漫延,整个上海下层社会陷入紧张恐怖的气氛之中。这就是课本上记载的:觉悟的“工人和农民0罢0工”的真相。
   七、商人罢市的真相:害怕打砸抢

   以爱国的名义打砸抢,并非是现在民众0抗0日0游0行0的0专利。五四运动爆发后,学生和民众到处暴力打砸抢,很多愚昧爱国学生还用报纸包着大便,扔到尚未关门的店铺内。在这种流氓威胁下,商人立即关闭店铺。于是历史课本上记载:广大觉悟的商人纷纷罢市!
   八、民间团体:强奸了民意

   当时报纸上刊登的号召和煽动文章,都是用民间团体的名义发布的。所谓民间团体,就是自己取个名字,自封主席,例如“工人救国协会”,刻个萝卜章,那么就代表了几百万工人了;再如“农民爱国运动协会”,刻个萝卜章,就代表了全国的农民了。还有所谓的“乞丐请愿团”、“妓女爱国会”,等等,声势浩大。市民读报纸,每天都是热血沸腾的,看看,社会各界的几百个团体,纷纷号召打到卖国贼,真是全民运动啊。其实,背后就那么几个策划大师在自娱自乐。

   九、五四运动的正果:喊了口号,没有完成启蒙

   五四运动由于反对列强、反对封建势力,被誉为中国新思潮的启蒙。其实,五四运动对当时的北洋政府并无撼动,所谓德先生和赛先生,也是停留于极少数精英的口头。包括胡适在内的极少数人士清醒认识到,五四运动的思想启蒙并没有深入下去,胡适是反对急匆匆去搞革命的。事实证明胡适是对的。鲁迅的笔下,就有革命者被杀头,而愚昧的民众兴高采烈去看热闹,还用人血蘸馒头治病。时至今日,中国民众依旧没有完成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启蒙。在这样的情况下革命,就是等于是换了一帮人发财,换了一帮人当皇帝。而民众,依旧是被奴役的。

   十、五四运动的恶果:践踏法律,暴民运动发端

   五四运动爆发后,只有梁漱溟等极少数精英认为,这种践踏法律精神、光天化日之下冲进公民家里打砸抢、殴打伤人事件,是非常恶劣的,法院应该对当时者进行审判。爱国不是为所欲为的借口,不能用爱国的名义打砸抢烧。否则,那岂不天下大乱?我今天看你不顺眼,杀了你,然后说我是爱国的,你是卖国者,那么你岂不就白死了?可见,爱国的名义下的暴民运动,是非常恐怖的。但是,迫于当时的舆论,肇事者都被无罪释放。从此,中国走向了一波又一波的暴民运动漩涡之中。

   我认为,革命不利于人民的生活,革命也绝不利于国家的发展。革命是一种暴力夺权和抢夺财产重新分配的极端行为,中国每次革命政权更迭,国家和人民都付出了巨大的人物损失。远的不说,就拿近代来说,国民党革了清朝政府的命,共产党革了国民政府的命,搞革命打内战,死了大量同胞,也损失了大量财物,最终还是一样回到了原点,政府照样官僚腐败,人民照样贫富不均,司法照样不公不正。所以以后:人民决不要相信搞革命推翻政权能带来幸福。

    一个爱国爱民有良知理性的人,对执政党有意见,应该以和平的方式向其提出,决不能搞游行示威什么的,也不能里通外国用暴力方式捣乱,更不能自由无主主义,否定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战争和内乱只会让社会倒退,什么都得重新再来一遍.受害总是我们的国家和人民,这也是国外反动势力为什么要瓦解中国的根本原因,天天乱纷纷,谈何发展,什么事也干不成的,全囯人民一定要有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
         目前的中国;国家稳定,政权稳定,社会稳定,人民生活稳定。这些稳定,是在中国共产党执政,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从这些稳定中完全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执政是有能力的,领导是正确的,是一个合格的执政党。

    当然;人无完人,什么人都有犯错误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的,中国人民发现中国共产党有错误,要及时给中国共产党指出,让中国共产党改正。忠言逆耳,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听得进去,及时改正。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必须要吸取中国国民党失败的教训,珍惜来之不易的政权,要实行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领导人民选官立法,严格依法治国。要注重社会公平正义,全心全意地为国家和人民服务,时刻关心人民疾苦,决不能犯官僚主义,更不能腐败,对官僚腐败的党政干部,一定要严惩,决不能手软,对人民提出的诉求,要及时解决,决不能拖拉不管。得民心得天下,是千古不变的真理,要取得民心,才能巩固自己长期执政的领导地位,以免被革命。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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