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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就不可能有中国的伟大胜利

陈中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就不可能有中国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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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年来的历史,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又是长期坚持阶级斗争的历史,即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进行革命斗争的光荣历史,更是我们党在路线斗争中逐步成长壮大,不断夺取胜利的历史。伟大领袖毛主席厥功甚伟,他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正确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夺取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断胜利。关键是做到实事求是,正确领导,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百年前。毛泽东将此称之为“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一个由十三名代表组成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了它的诞生。其代表着全国区区的几十名党员,而后在二十八年夺取了政权,又经七十余年而成为近千万人的执政超级大党,领导和掌舵世界上最大的人口与经济体,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是前无古人,并且大有可能也是后无来者的。任何组织、集团、政党都不曾创造过如此不可思议的奇迹:在近代中国数百个政党中,中共几乎可谓“弱不禁风”、“无足轻重”、一无所有,并在绝对意义上的处于“两袖清风”状态,但却在不足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彻底地改写了中国和世界的历史,颠覆了传统的统治朝纲,变更了中国、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与世界乃至人类的历史命运和发展格局。

  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人都不能不正视这一人世间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混合大奇迹。任何一位有着理性思维和火热激情的真正的学者、大家、文人、武将、领袖、统帅、社会活动家,哪怕就是一介政客,若对此事变和不可思议的奇迹熟视无睹,都只能证明其人属于极端无知、无趣、无识、无品之徒。任何一个政党、社会、国家乃至国际组织对此政党的前生今世,对其的现代与未来走向,对其的历史地位和真正的作用与意义,若不能有个清晰正确的理解和把握,就不可能成为当代和未来,时代与世界中的强者,更遑论成为人类史上的中流砥柱了。

  历史通常是自在的,但也更是自为的、自觉创造出来的。“太阳底下无新物”,“而历史又鲜少重复自己”。马克思有一明言:世界上的唯一一门科学就是历史学。而中国共产党历史,并由此而引发出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史,并尤其是其导引出来的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近代直通现代的转折史,东方和亚洲复兴的历史,正在整合与引导着世界,其走势和演进决定着人类文明未来,因此也就自然成为历史科学中最为宝贵和伟大,并且极为丰富的滋养和最为绚丽的部分。

  现代政党的开启和运作始于西方,但古代的最为伟大的政党运作和运生却是在中国——两千五百年前左右的墨子学派或者墨家派系。他们不但有学说与理论,有严明的组织纪律和团队先锋意识,有精明强干的骨干成员,有对骨干人员收入奉献与回馈的硬性规定,有自己的组织领袖,而其领袖示范与铁的纪律,更是威震四方,并在秦等各战国时期的大国之崛起和统一之中,发挥了杰出的历史作用。

  然而,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大一统统治方式确立后,皇家及其第一社会,就再也容不下哪怕是像文王举事得天下的那种“友之友谓之朋,朋之友谓之党,党之友谓之群”的“结党成群方式”,并同儒家-儒教的君子“不党不群”,小人拉帮结派,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定势一道,把党与群,变成了几近十恶不赦的小集团、野心家的代名词。从东汉的党锢之祸到唐朝的牛李党争,从赵高、吕后、梁冀到邓太后的外戚(太)后党,从杨国忠、李林甫、李辅国、鱼朝恩到严嵩、刘瑾、魏忠贤、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等等这些阉党、后党、帝党、朋党、死党等等,成了祸国殃民,霍乱天下,邪恶不法,犯上作乱,阴谋诡计的代名词和集中体现。

  《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开头就指出,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毛主席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唯心主义。毛主席读《共产党宣言》还说了这样一句话,我抓住了“阶级斗争”四个字,但书本上没有讲中国的阶级斗争,我要研究中国的阶级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毛泽东应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观点,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过程,也是不断端正党内路线,夺取胜利的过程。因此,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又是正确领导阶级斗争夺取胜利的历史。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现象不是人类社会从来就有的,它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同时它与国家不同,国家是产生了阶级对立之后就产生的阶级统治压迫工具,而政党是阶级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即封建社会解体,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过程中才出现的为争夺政治权力而进行政治斗争的政治集团。《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共产党的阶级属性是代表被压迫被剥削的最广大的无产阶级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政党,是为其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而奋斗的政治集团。共产党的第一和首要的属性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属性。这在《共产党宣言》中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既然是代表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政治组织,那就必须同统治、压迫、剥削、侵害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资产阶级和剥削制度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才是名副其实的“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正是取自于《共产党宣言》中的“共产党”概念。因此,它一成立就是中国无产阶级或者说是中国工人阶级性质的政党,它必须为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最广大的受剥削受压迫的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努力斗争。如果不承认阶级斗争,不搞阶级斗争,那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那就是彻头彻尾的欺骗!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确定的纲领和实现途径,就是以《共产党宣言》为理论依据的。《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著作中最重要的思想或者说核心就是武装夺取政权、“消灭私有制”、实行“两个决裂”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共产主义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是消灭阶级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由此,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党纲中就明确规定:“我们党的纲领如下:1 、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2 、直至阶级斗争结束为止,即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3 、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4 、联合第三国际。”这四条具体内容明确告诉我们,其基本内容完全是《共产党宣言》中无产阶级消灭私有制、坚持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等重要理论的极其简练的概括和表述。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主要包括三点内容:一是鲜明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二是以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为奋斗的理想和目标,三是领导劳动人民开展阶级斗争的任务和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也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通过阶级斗争实践,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最终消灭私有制、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目标。简而言之,就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为着这个“初心”和“使命”而不懈奋斗,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的光荣历史,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又是坚持阶级斗争的历史,可以说二者是辩证统一的整体,是不可或缺的。

  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集中体现在两次正确结合的伟大实践。这是因为,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社会上这一复杂的主要矛盾必然反映到共产党内来,形成正确路线同错误路线的矛盾,成为党内的主要矛盾,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这两个主要矛盾的存在具有客观必然性,既有矛盾,必有斗争,而且正确结合是与虚假结合、错误结合顽强斗争的结果,党内同志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和坚定的立场。中国人民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两大历史任务。前一个正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一次正确相结合的任务,而后一个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正确相结合的任务,前一个任务与正确结合为后一个任务与正确结合创造前提、开辟道路、打下基础,以利争取更加伟大而持久的胜利,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也可以说是近代史紧接着现代史。中国近代史是从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中国历史是近代史。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是民主革命彻底完成的过渡时期。历经清朝晚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期、 北洋军阀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到瓦解的历史。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而进入现代社会,也就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时期。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充满灾难 、落后挨打的屈辱史,是一部中国人民艰难探索、奋勇救国之路,实现独立自主、自由民主的探索史,是一部中华民族抵抗侵略 ,打倒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富强的阶级斗争史。中国近代史基本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这个阶段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动摇性和妥协性而不断惨遭失败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是中国的先进分子、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是艰苦奋斗,勇往直前,不断夺取胜利的阶段。

  自1921年7月至1927年7月,陈独秀连任五届中共中央总书记,为发展中国新文化教育、宣传马克思主义、建立共产党、开展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陈独秀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的地位认识有误,导致错误的领导。他认为:“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而且随着产业的发展会不断增强。1923年,他先后发表《资产阶级的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和《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等文章,系统地阐述了他对中国革命和社会各阶级的看法。他认为,民主革命的胜利,只能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应先由资产阶级握得政权,发展资本主义,然后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反映了他的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在大革命后期,由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者不敢坚决领导农民进行反封建的土地革命斗争;不去扩大工农革命武装,甚至解散工人武装;只想依靠暂时的同盟者资产阶级,只讲联合,不讲斗争,幻想以退让求团结。其结果,不仅未能挽救革命,反而加剧了革命危机,不仅使蒋介石背叛孙中山联苏联共、扶助农工的民主革命路线,镇压无产阶级革命,屠杀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而且使汪精卫集团以为共产党软弱可欺,更是加快了反革命叛变的步伐。五卅运动后,随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斗争的发展,国民党内部发生分化,以蒋介石为首领的右派势力倔起。在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后,蒋介石已经公开实行反共反革命的步骤,而陈独秀却一味地妥协退让,不敢进行坚决的斗争,害怕会导致国共关系的破裂。大革命后期,他又坚持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从而导致大革命的惨痛失败。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就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联合,投入到对内推翻封建军阀对外打倒帝国主义的斗争中。1927年,面临着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疯狂屠杀共产党人的“4·12”反革命政变,中国共产党人掩埋好同伴的尸体,抹干净身上的血迹,紧急召开“八·七”会议,举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走上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并成功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四次反革命围剿,然而“左”倾机会主义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排斥毛主席的正确领导而失败后,中国工农红军被迫进行转移。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实际也确立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正确相结合的思想政治路线,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地位。面临着日本侵华战争爆发,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人再次实行国共合作,同时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路线,同国民党内顽固势力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终于领导中国人民和一切进步势力,经过14年浴血奋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又经过三年解放战争,把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及其蒋介石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赶到小岛上,解放了中国大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是在社会阶级斗争和党内路线斗争中曲折前进、夺取胜利的艰难历史。

  讲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内涵,毛泽东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提出了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的问题。他明确指出:“我们反对主观主义,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践马克思主义化。”这段论述精辟阐明,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的目的,是“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如果没有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就不可能产生“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从中可以看出,两者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就是依据时代要求和实践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入研究和回答中国革命和建设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寻求和不断开拓有中国特点的革命和建设道路,由此赋予马克思主义以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要以中国人民的实践不断丰富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理论,同时坚持实践的精神和与时俱进的精神,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经验进行科学总结,使之上升为科学的系统的理论形态,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而为新的实践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把握的要点,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前提。在实践中我们发现,什么时候,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能够顺利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什么时候,我们党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马克思主义就难以实现中国化,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就要走弯路,遭受挫折和失败。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和发展紧密相连。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明确揭示:本本主义“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这就为界定党的思想路线指明了方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效方法,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所掌握,才能转化为强大无比的物质力量。离开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就失去了意义。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完成推翻“三座大山”的历史任务,建立新中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党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正确见识制定了正确的革命路线。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载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有精华,也有糟粕,毛泽东深谙中国历史,精通中国文化,非常重视优秀文化的作用。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他善于用中国优秀文化以及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来阐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由此收到卓越实效。

  回顾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最沉痛的教训就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自认为“绝对没错”,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最不能容忍的恰恰就是“死不认错”,知错不改。“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路线和方针,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惨痛失败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全部丧失。

  当时党中央根据“八·七”的决议,动员组织武装起义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要求,起义部队立即向敌人集中的大城市进军,结果都惨遭失败。毛泽东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果断领导“秋收起义”队伍上了井冈山。南昌起义的主力军在失败南移中撤到海陆丰,广州起义失败后主力也撤到海陆丰,但在1928年以后的反围剿斗争中,海陆丰根据地也失陷了。1928年4月,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会师汇集保存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失败后的革命火种,从此统一举起工农红军的旗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地走上“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路线。

  毛泽东创建了中央苏区。由于井冈山地区人口稀少、经济贫弱,没有办法支撑红军大部队的生存和发展。1929年春天,朱毛就带领红军部队下山,寻求到地方广阔、人口密度大、经济实力强的闽西地区,红军在此逐步发展起来。1930年的春天,朱毛红军的部队发展成第一军团,包括赣南闽西一部红军,有将近两万人规模。彭德怀带领的红军在湘鄂赣交界区域发展成第三军团。这两个部队八月联合起来,组成红一方面军,由三万多人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建立了全国13块革命根据地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多,以瑞金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简称“中央苏区”。中央苏区的范围迅速扩大到97个县,其中江西省49个、福建省37个、广东省11个。

  中央苏区采取诱敌深入、灵活歼敌的方针,取得前4次反围剿的胜利。在毛主席正确路线指引下,红军和中央苏区大发展的时候,国民党右派蒋介石“中原大战”也取得胜利,形式上统一了国民党党政军的权利,1930年10月以后,开始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面对国民党的围剿,红一方面军出现两种意见。一种是彭德怀三军团的少壮派,此前他们曾经打下过长沙,认为自己力量强大,可以沿赣江夹江迎敌。而毛泽东提出另一种意见:退到赣南,实行诱敌深入,灵活歼敌。赣南地理位置独特,西边是江面宽阔的赣江为天然屏障,东边是武夷山,南边是陈济棠领导的,不受蒋介石控制的粤军。前四次反围剿,红军一直坚持毛主席诱敌深入的战略指导方针,连连胜利。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明确指出:“外因通过内因而引起作用。一九二七年中国大资产阶级战败了无产阶级,是通过中国无产阶级内部的(即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机会主义而起作用的……后来,中国革命又受了敌人的严重的打击,是因为我们党内产生了冒险主义。”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也同样是蒋介石通过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而起的作用。1933年9月,蒋介石亲任总司令,调集100万军队、200架飞机,采取“堡垒推进、步步为营”的战术,在中央苏区周围修筑近3000座碉堡,疯狂发动了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

  刚从莫斯科共产国际回来的“海归”们认为:退到赣南、退到山沟沟里,就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山沟沟里没有工人阶级,山沟沟里没有马列主义。于是他们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根据自己的意志另定领袖,让王明的代理人博古、共产国际的军事代表李德等人指导战争,博古当时才二十几岁,刚从莫斯科学习回来,既不了解国内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又无实际的革命斗争经验。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占据了统治地位,面对十倍于己的敌军进攻,王明的追随者们竟然不顾中国实际,照搬苏联红军的正规战、阵地战,同敌人硬碰硬,拼消耗,制定的战略方针是打正规战,“御敌于国门之外”,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运动战和人民战争。

  红军转入阵地防御,与国民党军进行消耗战,红军在北线进攻受挫后,中共临时中央转而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要求红军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以制止国民党军的“围剿”,使红军完全陷于被动挨打地位。结果是根据地越打越小,红军越打越少。最后,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不得不在1934年10月10日夜间,放弃中央苏区,悄然从瑞金出发,率领红一、三、五、八、九军团连同后方机关共8.6万余人进行战略转移,向湘西进发,开始了悲壮的、前途未卜的征程。

  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客观损失,正如毛主席所说的,白区损失了百分之百,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 。造成如此巨大而惨烈的损失,它既来自于国共两党力量对比的悬殊,更多的来自于中共领导深受“共产国际”操控,自身政策的过多错误。从内因起决定性作用的角度看,客观上“左”倾机会主义所起的作用,比蒋介石更加恶劣!

  在第五次反围剿重兵压境,甚至反围剿连连失利的情况下,毛泽东忍辱负重,“四出奇计”。如果按照毛泽东的正确建议,第五次反围剿不至于惨痛失败,还能赢得胜利,绝不会有“恐怕是全世界逃跑中,最可笑的一次逃跑”,也不会有万里长征。

  奇计一:积极防御、诱敌深入。尽管毛泽东军事上已经没有发言权,但他仍然屡次向中央建议:面对强敌,红军必须采取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而王明路线的执行者们拒绝采纳毛泽东的建议,极力主张实行消极防御的方针,先是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命令红军“全线出击”,要“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红军虽经过近两个月的浴血苦战,却未能御敌于苏区之外,反使部队遭受重大损失,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奇计二:主力部队突进苏浙皖赣地区。11月间,发生了“福建事变”。参加“围剿”红军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公开宣布抗日,同时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与红军达成抗日反蒋的停战协议。毛泽东几次主动找在中央主持工作的博古和共产国际代表李德,积极提出建议:红军主力部队要出动,要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将战略防御变为战略进攻,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机会。而博古和李德等人根本不听,反而把国民党的第十九路军看成是“中间派”,认为“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毛泽东不由得仰天长叹:“竖子不足与谋!”

  奇计三:集中兵力打侧面的一路。蒋介石集重兵打败第十九路军后,立即调转部队继续向中央苏区猛扑过来。4月中旬,蒋介石调集11个师的兵力向广昌城发动了猛攻。敌人每天用三四十架飞机对广昌进行狂轰滥炸,致使红军伤亡惨重。进入8月,蒋介石的100万军队和200架飞机一齐出动,四面八方向中央苏区逼进。在此万分危机关头,毛泽东再次建议:“敌人从一路来,我们应避开他的先头部队,也不打他的后续部队,而只需打他最后的接应部队;敌人从几路来,我们同样不打他的先头部队,只要集中兵力打他侧面的一路,敌人必败!”可是博古、李德竟然命令红军“分兵把口”,形成“六路分兵”、“全线防御”,红军进一步陷入被动挨打。9月初,中央苏区已濒临绝境!毛泽东在宁都身患严重的恶性疟疾,连续高烧40度,不禁咬牙垂泪道:“天亡我也!”

  奇计四:向湖南中部前进。9月下旬,病情刚刚好转的毛泽东紧急建议红军“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歼灭之”,以打破敌人的“围剿”。但又被中央“左”倾领导者所拒绝,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最后希望破灭。那么,对毛泽东的正确建议,博古、李德们为什么如此置若罔闻?因为,如果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无疑就肯定了受“左”倾机会主义打击排斥,甚至不断清算的毛泽东和毛泽东路线的正确,就挑战了“左”倾机会主义 “绝对正确”的权威,就证明“左”倾机会主义错了。为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无论如何也不“认错”,甚至谁要是质疑“左”倾机会主义,都要杀谁的头!而 “左”倾机会主义最令人痛恨的,恰恰不是犯错误,而是“死不认错”,而且一错再错,拒不改正!

  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造成的政治、军事、组织、思想等方面的危害,几乎断送中国革命的前途。一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党在白区工作的危害。上海是王明推行“左”倾错误路线的重要据点,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夺取中央领导权后,立即开展了“反右倾”,打击“右”派,排斥异己,残酷打击党内抵制他错误的优秀干部;“九·一八”事变后,在领导反日斗争中犯了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错误,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脱离了中国当时的客观实际和全国各族人民抗日救国的要求,排斥和否定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与国民党抗日将领的抗日活动,使党丧失了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利时机;下令开展飞行集会、示威游行、公开散发传单等冒险主义的政治活动,造成大批同志被捕、牺牲;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各类团体中大搞关门主义;在发展党团员工作上盲目追求数量,造成组织不纯,暴露、损失了一大批党的组织和骨干同志。最终导致党在上海和白区的组织被破坏殆尽,革命力量损失惨重。

  二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根据地和红军的危害。与此同时,中央和其他革命根据地也受到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干扰。1933年,中共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以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在中央苏区开始全面推行。由于深感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央苏区中的威信高、影响深,“左”倾机会主义领导者就策划了一场所谓的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问题不只是罗明一人,为了打倒一大批站在毛泽东同志一边的领导干部,他们还在中央苏区和其他根据地到处寻找、反对“罗明路线”的“执行者”和“代理人”,开展了所谓反邓、毛、谢、古“反党派别”的斗争,借此否定毛泽东在苏区的正确领导。

  1933年11月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联合其他反蒋势力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曾一度同中华苏维埃、工农红军签定了抗日反蒋协定。福建人民政府的成立对于中国共产党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极为有利的大好形势。但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错误推行打击“中间派”的“左”倾关门主义策略,不给其应有援助,以致坐失良机,结果害人害己。使中共失去了利用此事变,粉碎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机会。

  从1931年春起,中央苏区的土地斗争,就受到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严重干扰。“左”倾错误的领导者们在苏区强制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等错误的土地政策,并将这些政策写进了《土地法》草案。1933年1月底博古等来到中央苏区后,又下令在整个中央苏区开展大规模的查田运动。查田运动中“左”倾错误,产生了严重不良的后果。“一是严重侵犯了中农的利益;二是过分打击了地主、富农;三是伤害了一大批干部;四是影响了农业生产。使苏区内部的社会秩序动荡不安,农业生产受到极大影响,从而制约了根据地经济的发展,给正在进行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增添更多的困难。”

  军事上的“左”倾错误对中央苏区的危害最大。“左”倾中央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指示,提出“两个拳头打人”、“两条道路决战”等错误方针路线;更为严重的是无原则地重用李德,取消军委的集体领导。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李德起初推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接着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最后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他极力推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短促突击”、“六路分兵”、建立正规军打阵地战等一整套“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方针,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

  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控制中央以后,为贯彻其错误路线,派出了所谓的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机关来“改造”各地党的组织和红军,各根据地深受其害。

  以上大量的历史事实充分证明,坚持“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正确地相结合,做不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中国革命和建设都惨遭失败,而毛泽东在路线斗争中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一次正确地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革命和建设都不断夺取胜利。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胜利的最根本最重要的历史经验和曾经失败过的历史教训。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三十年,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中国人民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伟大成就的历史时期。综观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的成就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这些成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为当代新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为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也经历了相当曲折的过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时期和若干阶段:一是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划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一九四九年十月到一九五二年底。党在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继续完成民主革命尚未完成的遗留任务,大力恢复国民经济,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有利条件。一九五二年底,土地改革运动除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及台湾地区外,在全国基本完成。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亦胜利完成。从一九五二年底到一九五六年,这个阶段是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时期,主要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时起,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二是从一九五七年起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是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新中国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因为它是在新中国医治好战争创伤,顶住了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与经济封锁,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好形势下召开的,它要议定所面临的历史性重大课题。这就是:在基本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之后,怎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问题。然而对这个大会所作的决议,恰恰在国内基本矛盾的认识上发生分歧,而且唯有毛泽东提出了异议。根据王光美的回忆,八大结束后的第三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刘少奇说,八大关于国内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确。刘少奇听了表示震惊。[①]八大之后,毛泽东在党的重要会议上多次对该决议的临时增论提出批评,直到他晚年的1967年11月,他还很生气地说:“八大决议不通过大会主席团,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通过了。刚通过,我就反对。”[②]这惊人地反映了党内对社会基本矛盾的不同认识,而导致党内新的路线之争。

  大量档案材料表明,八大从筹备到召开都是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他对体现大会精神的几个主要报告都进行了极为认真的研究,尤其对政治报告的修改到了精心雕琢的地步,他六次召集起草委员会成员讨论,又两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他对政治报告逐字逐句进行了推敲和修改,在保存下来的80多份修改稿中,经他亲手修改的就有21份,批语多达28条。可见他对这次大会的高度重视,深思熟虑,周密安排和重大期盼。

  八大政治决议报告也是在毛泽东主持下,由陈伯达和胡乔木负责起草的。毛泽东多次约请两人研究决议稿的修改问题,并提交大会代表讨论过两次,提交大会主席团讨论过三次,决议草案经过了五稿修改,已成定稿。决议的中心思想是:面对“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毛泽东对此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任务的表述毫无异议。但是,离大会闭幕式仅有一个小时之际,给毛泽东送来将要宣读通过的决议稿,此稿却新加了一句论述:即“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③]根据现存档案,在写有“定稿”字样的决议(草案)印刷稿上,可以看到这句临时新加写的论述。据胡乔木说,加写这句话是陈伯达的主意。由于大会马上就要闭幕了,不可能再把稿子拿到大会主席团讨论,想改也已经来不及了,毛泽东只好免强签发,过后毛泽东越想越觉得不妥,但已经被大会一致通过。事后毛泽东很不满意,认为太草率,当时他是被迫签字,而且是临时匆忙签字的。

  毛泽东对这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反映了他对大会的高度谨慎和很高期望。他满怀信心地期待,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新中国,将会迎来一场改天换地的大变化,彻底改变中国近代一百多年来积贫积弱、受人欺负的悲惨局面,实现他自青少时代就立志奋斗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八大筹备会议上,他语重心长地强调说:“这次大会要解决什么问题?达到什么目的?总的说来,就是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他豪迈地提出要在五六十年内赶上和超过美国的设想。他说:“假如我们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④]在这个向全党充满豪情壮志的宣示中,我们强烈地感受到毛泽东从内心深处发出的对中华民族光明前途的无限憧憬和无比自信。那么,毛泽东主席为什么对报告那句被临时加写的增论如此极为不满呢?事关重大,不得不反对!

  决议增论既违背马克思主义,又脱离中国实际。毛泽东在1959年组织高层干部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就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互关系的基本矛盾问题有一段相当完整的科学论述,他说:“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⑤]

  这就是说,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点,无产阶级推翻了旧政权,还要建设新政权,在上层建筑领域里开展文化革命、教育改革和意识形态建设,全面变革和建设新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这是其一。其二,新的生产关系只能在全新的上层建筑条件下才能搞好。只有“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的新生产关系才是“先进”的生产关系,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生产关系,就是必须对其进行改造的“落后的生产关系”。其三,“生产力的大发展”,“物质基础的增强”,要以“上层建筑改变”、“生产关系的搞好”为前提条件;陈伯达等人关于“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提法,既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又脱离中国实际,而且错看社会生产力,岂不完全否定了工农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创造性第一要素以及新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主人公的地位吗?即使是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客观基本矛盾的规律依然是不能违背的,依然要以此为纲来研究,辩证地对待社会主义建设,不能贬低工农劳动者阶级,不能孤立地发展生产力。

  那句临讲塞进决议的论述,即“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就违背了上述原理,它显然隐含着以下两层涵意:一是认为新中国的生产关系已经跑到生产力前面去了,新中国的社会制度已经冒进了;二是认为中国的生产关系既然已经跑到了生产力前面去了,足够先进了,以后生产关系就不需要再改革,只剩下发展生产力这个任务了。这个增论的看法,当时就引起了我国理论界的广泛质疑和激烈争论,遭到广大马克思主义者的明确反对。在八大结束后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全国就有20多种报刊展开讨论,许多刊物还开辟了专栏。但是,当时谁也没有意识到,这个偏面而错误的“增论”,恰恰是“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右倾机会主义论的继续。正是这一理论分歧导致党内路线之争。

  “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是建国初期刘少奇代表中央提出的所谓“战略任务”,是违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精神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明确规定:“中国要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而刘少奇1951年3月28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作报告,公开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它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将来要为工业国有化,农业集体化,即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最后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而斗争。”[⑥]新中国成立后就是要继续坚持新民主主义制度,实质是不要继续革命,不要继续前进,还要依靠资产阶级来发展经济,让资产阶级放手发展资本主义,放手剥削工农劳动人民。概括为一句话,就是要搞资本主义。1949年4月,他曾到天津市召集资本家座谈,鼓励资本家“剥削有功”。历史档案材料表明,类似“剥削有功”的话,刘少奇在不同场合先后多次宣讲:同年5月12日在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5月19日在北京市干部会议上的讲话,8月28日在东北局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直到1950年1月23日同安子文等人的谈话中还讲:“现在剥削是救人,不准剥削是教条主义,现在必须剥削,要欢迎剥削,工人要求资本家剥削,不剥削就不能生活。今年关内难民到关外去,要东北的富农剥削他,他就谢天谢地。”作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刘少奇,这样不厌其烦地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党的各级干部这样明白无误地宣讲,显然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并非一时脱口而出的失言。[⑦]这就是要搞资本主义,不要无产阶级乘胜继续革命,即不要急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实质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不要转变为无产阶级专政。刘少奇早有思考,谋略在胸。例如,1939年7月,他在延安马列学院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演讲报告,引用了不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论述,特别是列宁关于应对“资产阶级的反抗”的一大段论述,却偏偏删除了“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关键词句,以后也始终不讲无产阶级专政。[⑧]

  八大决议定稿临时所加的那句话,仅从字面上看,决议上被毛泽东认可的“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与决议定稿里临时增加的这句话,“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在内涵上似乎差不多,其实很不然,谬之远矣!自有人类以来,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其现实生活条件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是如此。在阶级社会里,占人口大多数的被压迫劳动阶级失去了自己争取美好生活的权利,只有在他们取得了社会主导地位之后才有这种可能。只有在这时候,他们才可能把解决“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作为“当前的主要任务”。简明扼要地来说,解决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矛盾是一个衡常的“任务”,而解决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则是完成这个“当前的主要任务”的前提条件、动力来源和关键所在。

  毛泽东的观点,不仅是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也是从新中国的实际状况所得出的正确结论。从1949年的全国解放到1956年的八大召开,短短几年就使一个满目疮痍、“一穷二白”、“一贫二弱”的落后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发展速度超过了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令全世界刮目相看。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论人,还是那些人;论资源,还是那些资源,但新中国唯一改变的,就是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的变革。这正是新中国成立后继续革命、三年国民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即建国后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

  毛泽东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批注和谈话》中说:“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中的科学社会主义部分所研究的,是阶级斗争学说、国家论、党论、战略策略,等等。”他总结革命发展规律时说,“大革命不能不经过国内战争,这是一个法则”,并举了俄国十月革命、东欧各国1944年解放的例子,说这是国际战争和国内战争的合并。在中国,“我们经过解放战争,赢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我们立即没收了占全国工业、运输业固定资产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转为全民所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机会主义者的一个错误论点……是不要阶级斗争,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只要资产阶级的国有化。”“我们立即没收了占全国工业、运输业固定资产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转变为全民所有。”“没收了全部官僚资本,就把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消灭了。”对国计民生起关键和主导作用的经济基础已经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性质,因此,“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新中国成立后短短几年所获得的生产力大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正是这部分已经转变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基础。

  另一个涉及面最广因而极为重要的社会变革是农村合作化。世界历史经验已经证明,以分散的个体生产为特点的小农经济“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是实现工业化的障碍。所有西方发达国家都经历了改革小农经济的过程。问题是,在新中国的现实条件下,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改革之路。毛泽东在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指出:“发展农业可以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资本主义道路:让农民的命运掌握在地主、富农和投机商人的手里,极少数人发财而大多数人贫困和不断破产。一条是社会主义道路:让农民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掌握自己的命运,共同富裕和共同繁荣。”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分析:“中国的情况是,由于人多地少,时有灾荒和经营方法落后,致使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六七十的贫农和下中农仍然有困难。他们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自然灾害,只有联合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近代一百多年来,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也没有解决得了农业农村的贫困落后问题。因此毛泽东断定,中国的大多数农民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而中国共产党又是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与此相关,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在我国的条件下,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到八大召开前夕,实践已经证明农村生产关系的改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调动了农民当家作主的积极主动性和创造精神,集体生产力大发展,不仅粮食连年增产,农民收入普遍增加,为国家建设贡献积累,而且显示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机械耕作与机械排灌等方面的发展前景,还带动了城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与毛泽东对农业集体化始终一贯大力推进的态度有所不同,他当时对残余的民族资本主义抱有一定程度的保留和利用的态度。1956年12月7日,毛泽东邀集全国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在京的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座谈。他说:“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的地下工厂同国有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要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裤腿一长一短,扣子没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了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充足。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没收。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⑨]

  这段话,现在读起来似乎有点奇怪,然而以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关系的观点来看却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在控制国计民生的主要行业已经消灭了资本主义、实行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大部分民族资本主义已经实现了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情况下,只要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留一点资本主义的尾巴是有益无害的。这部分残留的私营工商业可以弥补“合作工厂做的衣服裤腿一长一短,扣子没眼,质量差”这类问题,适应了“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这种情况,有点竞争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有新兴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就不怕残余民族资产阶级造反。当然,毛泽东也不会刻意去阻挡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浪潮,但后来他也从来没有提出什么“割资本主义尾巴”之类的口号。如1988年9月9日下午,王震在住所与工作人员议论电视系列片《河殇》时回忆,“当面亲自听到”,在文革中有人提出“要割资本主义尾巴”时,毛泽东说,“还是留一点吧!割尾巴,那还不割出血来,还能不疼?”新中国建设初期适当利用资本主义还是必要的。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毛泽东对捍卫农村集体化是持极为坚定态度的,他甚至讲过即使冒着党发生分裂的危险,也要坚决反对回到单干。他指出问题的尖锐性在于:“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会主义,那就要两头落空。”[⑩]这里讲的“落空”,就是指,在落后的个体小农经济条件下,不仅农业农村的发展落空,而且中国工业化、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也必定要落空。这是毛泽东绝对不能容忍的。1965年,毛主席重上井岗山。在5月25日送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等人下山时,毛主席大声地对张平化说:“你是没有忘记我在专列上的许诺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11]

  与此同时,在保障农村集体化的前提下,毛泽东主张积极发展农村商品经济。他在1958年人民公社刚刚兴起的时候就提出:“公社要多搞商品生产”。他在1958年11月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多次批评当时党内陈伯达等否定商品经济的极左思想,他认为“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态度 ,“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毛泽东进一步研究指出:“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这表明,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共同富裕的前提下,利用商品经济的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经济范畴,是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不仅不违背马克思主义,而且是一种从中国实际出发,严肃地遵循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基本原理的态度。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所记载,1970年至1976年期间,农村“五小”工业和社队企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正是毛泽东这个政治经济学理论付诸实践的具体成果。中国后来实行改革开放,出现的农村富裕乡镇,毫无例外都是享受了社队企业发展红利的;其中坚持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制度的大寨大队、华西村、南街村、周家庄等一大批乡村确实坚定不移地实现了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

  公有制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问题。社会基本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问题在于如何认识,如何对待。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是社会基本矛盾的核心问题,阶级立场不同、世界观不同、利益诉求不同,必然发生分歧,产生矛盾,形成不同的实践,最终会影响到生产力的发展。1956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后,毛泽东曾经满怀欣喜地期待着,随着社会制度、生产关系的大变革,生产力将会获得极大的解放,生产力解放的显著特征就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而高涨的生产积极主动性和创造精神。毛泽东热情洋溢地赞颂人民公社社员群众的这种高昂的精神状态,他说,“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12]“现在这个高涨的群众情绪,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没有见过。”“我们这个民族现在的热情、热潮,就像打破原子核释放出热能出来。”[13]

  在完成了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后,毛泽东曾经为此而“快乐”了一阵子,但是很快“又没有快乐的日子了”。他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以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中没有解决,甚至没有认真研究过的问题:在所有制解决以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关系还有没有阻碍生产力发展而必须改革的东西呢?他发觉,“党、政和群众,工厂的领导和职工,合作社的领导和社员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还没有解决好。“如在基层,厂长、党委书记、工会主席和职工之间,并不平等,群众把他们称为官,党、政、工、团是四大领袖。”“要消灭官僚主义,消除资产阶级作风,要使得大家感到现在是真正地解放了,建立起真正的平等关系”还任重而道远。1958 年,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说:“所有制改变以后,人们的平等关系不会自然出现的。”[14]“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对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相互关系、分配三个部分及其相互关系,他们接触到了,但没有展开。我看经济学上没有讲清楚这一条。”在政治经济学里,“马克思主义关于平等、民主、说服和人们相互关系、打成一片的思想,没有发挥。”结合社会主义经济实践,还迫切需要创新和发展。毛泽东明确指出:“人们在劳动中的相互关系,是生产关系中的重要部分。搞生产关系,不搞相互关系,是不可能的。”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15]

  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科学论断。这个论断表明,在建立了社会主义所有制以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还必须解决“人们在劳动中的相互关系”问题,它“是生产关系中的重要部分”,是直接关系能否合理对待劳动人民主人公地位及其利益,能否充分发挥劳动人民积极主动性和创造精神的大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仍然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很显然,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编著《资本论》创立马克思主义的那个资本主义时代,还不可能深入讨论社会主义经济的这个问题,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也不可能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找到现成答案,而必须结合实际,继续进行探索的一个新问题。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解决了没有呢?毛泽东说:“苏联在十月革命以后,也没有解决。”旧制度的意识形态和行为习惯仍然在苏联存在。发现并着手革除苏联模式的这种制度缺陷,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中,毛泽东是第一人。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和群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关系。他说“人们在劳动中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关系,是领导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关系。苏联在十月革命后没有做好,旧的法权(等级)制度没有彻底破坏,劳力与劳心是分离的,教育与生产是分离的。”“苏联共产党员多数是干部子弟,普通工人农民提不起来。所以,我们要寻找我们自己的道路”,认为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要解决的重要问题。[16]

  毛泽东对斯大林批评最多的就是:“斯大林在一个长时期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17]斯大林否认社会基本矛盾,造成了三个方面的不良后果:首先,在遇到实际存在的社会矛盾时,没有严格区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导致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第二,因为没有正确理论和思想准备,而处置社会矛盾不当,搞了肃反扩大化;第三,容忍官场坚持搞特权,搞特供,搞特殊化,形成社会的既得利益集团,对实际生活中正在不断膨胀的资产阶级法权所造成的恶果视而不见,严重地脱离广大城乡劳动人民,以致滋生新兴的资产阶级,赫鲁晓夫一伙修正主义者篡夺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领导权,最终导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严重后果。

  以苏共和苏联为鉴,毛泽东“要寻找我们自己的道路”。他创造性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第一次提出了如何解决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内部矛盾”的重大课题。他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名讲话。在他所准备的讲话提纲里写道:“应该肯定,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是存在的。基本的矛盾就是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都是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这种矛盾主要表现在哪里呢?毛泽东认为,表现在执政的干部(官)与广大人民群众(民)之间的矛盾,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在干部一边。现实情况的发展不断地给毛泽东的这一论断提供了实际依据,而且越来越显示出生产关系的这部分因素对于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影响。

  1957年4月19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专门起草了一个重要指示,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认真开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贯彻。他在此指示里严肃地问道:“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你们委员会和书记处或党组是否深刻地多次地讨论了这个问题?…… ”这个指示反映了毛泽东当时最关切的问题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对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否想通了、认识清楚了、认真执行了,党内某些人中存在的国民党作风是否开始有所改变,第一把手是否认真地抓起了思想政治工作,共产党人和党外人士(特别是知识分子)之间不正常的紧张气氛是否有些缓和,对人民闹事能不能采取正确的态度等等。

  毛泽东曾经寄予厚望的“大跃进”运动,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和效果,曾经令他兴奋不已的“人民公社”又遭遇“左”倾机会主义的严重干挠和破坏。毛泽东在连续深入各地调查研究后沉痛地总结经验教训时,一方面检查了最高领导层决策失误的问题,如制订国民经济计划时不肯降低“高指标”,宣传成绩时弄虚作假,“吹牛皮”、给压力等,尤其是他本人退居二线和用人不当的责任,另一方面他也注意到领导干部中普遍存在的“左”倾机会主义,如急于求成、瞎指挥、浮夸风、命令主义、官僚主义、欺上瞒下等坏作风所起的恶劣作用。毛泽东还发现:在农村人民公社,“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18]在工厂里,“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而且破坏劳动纪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爷们。”[19]在各种事业单位,“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等等。这些“左”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情况,损害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主人翁情感,挫伤了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主动性和创造精神,从而严重阻碍了生产的发展。

  生产关系的几个方面是相互联系、互相影响的。一旦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的资产阶级法权恶性膨胀,权力集中在管理层,人民在生产决策、特别是分配上毫无发言权,而管理层不是站在人民利益的立场而是围着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进行管理和分配,一些高层干部脱离劳动,而又享受高薪以及各种特权和福利,还对工人群众实行关卡压,特别是当管理层变成抱团以权谋私的利益贪腐集团,社会主义公有制也就逐渐名存实亡了。

  这种情形的发展,使得毛泽东越来越警觉。1965 年 1 月 5 日他读到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的来信。信中反映说:“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认真克服,干部和群众生活距离如果不逐步缩小,群众是必然会脱离我们的。”“如果再让其继续发展,就一定会使一个社会主义的企业有蜕化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危险。”毛泽东对此很认同,也极为重视。他尖锐地批示评论道:“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拜老师傅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

  努力处理好生产关系问题,社会主义才能最终胜利。从前面的一系列调查研究和讨论情况来看,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政治经济学理论判断,即在所有制解决之后还必须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个问题不解决,社会主义就不能取得最终胜利。毛泽东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是干部队伍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毛泽东在组织高层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在一定时期内是有底的,但是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总要不断地改进,这方面很难说有什么底。”[20]党的八大后,党内曾一度有提高农村集体化公有程度的意向和作法,不少地方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例如河北省徐水县率先成立了全县范围的特大型公社,号称实现了全县的全民所有制。毛泽东调研发现,很快意识到这是脱离实际,是很不现实的。随后在毛泽东的艰难探索和坚定主导下,修定人民公社制度,基本恢复到八大前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合作化集体程度。在此之后,中国城市和农村的所有制情况再没有大的变动。在所有制基本保持稳定的情况下,毛泽东将投入的最大精力就是放在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尤其是干部与群众的关系方面的问题。

  在关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方面,毛泽东特别注意到一个严峻的问题,那就是干部特殊化,社会不平等的发展有可能导致新的阶级分化,会出现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他在1959年组织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向一起研读的高层官员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高度注意,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每一个时期,总会有这样一部分人,保持旧制度对他们有利,用新制度代替旧制度对他们不利。他们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意改变这种制度。任何一种新制度的建立,总要对旧制度有所破坏,不能只有建设,没有破坏。要破坏,就会引起一部分人的抵触。”[21]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特别在于教育干部。于是党中央决定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通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的文件中,首次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解决“既得利益集团”问题,是毛泽东使理论与实践正确相结合,对生产关系问题更为深入的思考和决策。随着社会不平等关系的发展和固化,有可能导致与劳动大众利益相对立的特殊利益阶层出现。这个问题,最早见诸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的,就是1956年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文件,毛泽东说:“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22]1965 年在陈正人那封来信的批示里,毛泽东就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概念,说他们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在他去世的前一年,他又对既得利益集团产生的根源进行了深刻分析。他说:“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23]他们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并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再次强调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还特别关注干部子弟特殊化所造成的等级制度固化的问题。他多次批评干部子弟有优越感,脱离群众,并以苏联为例,说:“苏联共产党员多数是干部子弟,普通工人农民提不起来”,从而形成与普通工人农民相对立的特殊阶层。所以,毛泽东以身作则,并且说,“我们一定要把干部子弟赶到群众中去,不能有近水楼台。” 要求干部子弟“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从革命战争中出生入死打出来的那些老干部享有国家的某些照顾,这是由历史形成的,但是他们的子女因此而沾光就是一种封建“世袭”思想的影响。如果坚持“官本位”的封建意识,“封妻荫子”的特权思想,“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丑陋规则,势必使干部队伍腐化变质,败坏党风政纪,严重脱离人民群众,这样下去,危害无穷。面对此情况,毛泽东多次十分担心地对女儿李敏说,如果不注意,干部子弟会成为“一大灾难”。他强调要反对官僚主义,防止党的干部内部形成特权阶层,反对党员干部的腐败现象,严格要求干部子女,“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干部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24]

  实事求是地说,由于毛泽东一再向全党敲响警钟,党中央开展整顿作风、严惩贪腐、防微杜渐工作,采取了如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等一系列改善干群关系的措施,使得他那个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队伍总体上保持了清正廉洁,联系群众的作风。正如毛泽东一再所说,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是毛泽东所担心的那种脱离群众,进而形成特权阶层的倾向是确实存在的,他对这种危险的关注和警惕并非无的放矢。张子善、刘青山贪污案就是例子。苏共特权阶层腐化变质,最终垮台的结局更加验证了毛泽东的判断。

  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离开了他终生深爱、尊敬和服务一生的人民,但是他老人家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建立以后还必须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特别是搞好干群关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重要思想,必将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毛泽东在他有限的人生旅途不可能完全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这个重大课题,但是他“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非常地努力了,顽强地尽了他最大最后的责任,并且从理论与实践的正确相结合上,给一切真正向往社会主义的人们指明了取得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正确方向和道路。

  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着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繁荣富强,几十年如一日,艰难探索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与“左”右倾机会主义不调和,进行了持久不懈而顽强的斗争,不惜粉身碎骨,直至生命的终点,举具体实例如下:

  一是关于工业大跃进的高指标。1958年7月5日,刘少奇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同工人谈话时说:“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干劲这么大嘛!不计上下班,干完就算数,有这么股劲,我看七、八年就行。”[25]

  而毛主席1958年提出的“超英赶美”目标是:我们争取在15年或者更长些时间,在钢铁和其他重工业产品上赶上或超过英国,50年赶上或超过美国。而中国的钢铁产量在毛主席提出“超英赶美”后的15年(1972年)时确实做到了与英国并驾齐驱,17年后(1975年)超过了英国,到1978年达到3178万吨,更是超过了英国历史上的年最高产钢量。[26]中国的钢铁产量在毛主席提出50年赶上或超过美国后,实际在37年后(1995年)即超过美国,从此中国的钢铁产量至今20多年一直稳居世界第一。 今天中国的钢铁产量超过的不是美国,而是世界,中国钢铁产量在世界钢铁业的占比超过50%。美国在其工业最繁荣时期,钢铁产量也只占到世界40%多。

  二是关于大跃进中的农业浮夸风。1958年7月14日到18日,刘少奇到山东寿张县视察,报导说:少奇同志在参观了台前社亩产将达3万至5万斤的玉米,3万至5万斤的谷子,30万斤地瓜和宏伟社亩产15000斤籽棉的丰产后,赞扬他们说:“你们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个革命。”[27]1958年8月,刘少奇派人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说:“今年寿张县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在搞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产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一点儿也不神秘。”[28]

  而毛主席当年从《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线领导在天津蓟县亩产11万斤的稻田兴高采烈地视察的小孩登稻照片时,当即摇头风趣地说:娃娃,下来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毛主席还接着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29]

  1958年11月22日,毛主席就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宣传报导,找时任人民日报社长吴冷西长谈,吴冷西回忆道,毛主席说:“大跃进是好事,但浮夸风就不好。”毛主席强调,做新闻工作,无论记者和编辑都要头脑冷静,要实事求是。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报道什么。要自己动脑筋想想是否真实,是否有理。毛主席说到,据一些省委反应,人民日报在大跃进中搞各省进度表,放“卫星”(粮食和钢铁的高产“卫星”)等报道方法,对各地压力很大。结果,“你追我赶,大搞浮夸,这要引以为戒。”但是,一线领导听不进去。[30]

  三是关于大跃进时的共产风。大跃进时期的共产风,指的是农村全村社员都吃集体食堂,“一平二调”,合并大社(一个公社合并成一个大社,甚至一个县合并成一个大社),搞平均主义,把富队和穷队的待遇拉平,甚至在一个村中,实行男队员和女队员分开睡觉(不让一家人在一起睡),以便于集体出工。

  1958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负责人的谈话中,把托儿所、公共食堂等这样一些生活服务组织视为“大家趋向共产主义”。他提倡家务劳动社会化、解放妇女劳动力、办食堂、托儿所、洗衣房等服务性事业。刘少奇说:“可以搞很多事业,象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说,小孩子多大年龄就到什么地方去,到处有花园,老人有养老院,还有戏院、小学、图书馆、电影院......搞得好可以达到这种境地。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31]

  1958年7月19日,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提出:“在并社时,‘一乡一社’、‘政社合一'。”说:“一个乡一个社,将来是否叫社,农庄也包括不了,因为有工业、有农业、有学校、有商业、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这是组织起来的公社,有工业、有农业、有学校,生老病死都在这里,这是共产主义公社。”[32]

  1958年8月6日,刘少奇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刘少奇到河北徐水这个亲自抓的共产主义公社试点县视察,作了许多指示,对徐水人民急迫渴望早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热情和干劲,都给予了最大的鼓舞和赞扬。[33]结果,到9月13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到徐水视察时,徐水县已经实现了“一县一社,县、社合一”。一县一社,即一县一个公社,全县统收统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原来各社队的收入统一交县,支出统一由县核拨,供给标准、工资水平全县基本上一致。徐水全县没有一个小商贩,他们全部实行了供给制。[34]这就是当时的“共产风”,一个县成立一个公社,把富队和穷队待遇拉平,搞绝对平均主义,“刮共产风”。

  1958年9月16日到18日,刘少奇到河南视察,“听取了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修武人民公社和遂平人民公社党委的汇报,并做了重要指示。”[35]具体对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修武人民公社和遂平人民公社党委做了哪些指示报道没有具体讲。但从毛泽东1958年10月派吴冷西和田家英率领调查组到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和修武人民公社的调查报告看,可以认证刘少奇指示的后果是:实行一县一个公社,全县统一核算,统一收支,共负盈亏,富队和贫队一齐拉平;实行全民所有制,搞供给制,实行十六包;实行消灭家庭,搞男女老少分别编班,分开做事,分开居住等等。

  毛主席在听取了吴冷西和田家英调查刘少奇去过的七里营等地回来后的实情报告后,对“共产风”情况批评说:

  “(一)一县一社太大了。

  平均分配会损害富队富社的积极性,还是要搞‘按劳分配’。我们现在还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按劳分配。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就干,一切不利于发展生产的就不干。供给制只能搞公共食堂,而且要加强管理,粗细粮搭配,干稀搭配,农忙农闲不同,要学会勤俭过日子,不能放开肚皮大吃大喝,那样肯定维持不下去。延安时期搞供给制,是属于战时共产主义的办法,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能作为分配方式的榜样。

  (二)两种所有制的接近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千万不能把两者混同起来。

  修武不同于鞍钢,产品不能调拨,只能进行商品交换,不能称谓全民所有制,只能叫集体所有制。

  (三)把夫妻分开搞集体住宿,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污蔑帮了忙吗?凡是这样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造反。

  这些干部头脑发昏了,怎么共产党不要家庭了呢?要禁止拆散家庭,还是一家人大、中、小结合的好。(注:所谓搞‘集体住宿’即刘少奇的‘男女换班’,‘老少换班’的做法,把男女老少分别编班集体住宿,‘搞军事化生活’,‘以便男女老少各自能够担任自己力能胜任的工作’,少奇同志说这就是共产主义‘家庭革命’的办法)

  (四)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怎么得了?”

  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共产风”进行了更加严厉的批评。他说:“从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后,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主要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有的部分,有的全部)无偿归公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碗筷等无偿归公社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这样一来,共产风刮遍全国。”

  毛主席批评说:“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都还采用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这样做,实际是抢产,没给钱,不是抢是什么?这样下去,一定垮台。”他又说,“我代表一千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四是大跃进出现问题后伟人承担责任的态度更是形成鲜明反差。尽管在大跃进进行中,毛主席对一线领导所鼓吹的错误作法多次进行过批评纠正,而一线领导急于创造业绩,根本听不进去。

  尽管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在武昌举行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审议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对一线领导在《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的社论,以及国家一把手在山东、河北、河南、江苏等地视察中所鼓吹的错误做法进行了批评,但一线领导仍然听不进去。最终导致大跃进出了大问题。

  但是在问题发生后,在对待问题、承担领导责任的态度上,毛主席却表现出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主动替一线领导揽责。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主动作自我批评说:“我是中央主席,都有我的份。”他检讨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37]

  而作为大跃进的直接推动者和主要责任人,当时主持工作的一线领导,国家一把手在七千人大会上并没有做任何检讨,只讲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样只讲了八个字,却让后来不了解当时情况的年轻人误解,而汉奸、公知、卖国贼们猖狂攻击 :“七分人祸”全是毛主席的错。“文革”之后,邓小平主政,总结历史的教训,他似乎没有委错于人,而是代毛泽东认错,其实事实清楚,而意图自明,他公开说:“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当然,今天我们还原大跃进时期的历史真相,并不是要责怪哪位伟人的责任。社会主义毕竟是前无古人的事业,需要进行不断的艰难探索,才能不断地走向新的辉煌。所以,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是艰难探索、不断发展的过程。在艰难探索的过程中,不管是伟人还是一般的人,犯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所不理解的只是,本来是自己主持工作的错,却要装聋作哑,把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这不是共产党领导人应有的作风吧?!

  还原大跃进时期的历史真相,分清是非,使我们再次深深体会到了,就对历史、对问题的实事求是来说,毛主席是更加自觉的,也是更加自律的。而毛主席对党和国家在艰难探索过程中发生的问题,勇于承担责任,主动替一线领导揽责的高风亮节,和那些推诿责任的别有用心的人相比,更显示了马克思主义者人格品德的伟大高尚!

  还原大跃进时期的历史真相,清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公知、卖国贼等敌对势力恶意涂抹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身上的污泥浊水,还我们领袖毛主席本来的伟大光辉形象,才能凝聚人心,鼓舞民心,中国才能在开国领袖毛泽东的旗帜指引和鼓舞下,统一思想,攻艰克难,豪情满怀地继续前进,中华民族的复兴才有更大希望!

  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就不可能有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也就不可能有今天伟大光荣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全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正确相结合,而且还必须是正确的结合,虚假的结合,错误的结合,是根本行不通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新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伟大胜利和伟大成就充分证明,只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真正地做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正确结合,真正地做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根据毛主席光辉成功的实践经验,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能够继续正确地结合起来,使中国特点的中国经验继续创新发展,使马克思主义继续中国化,需要认真做到以下三方面:

  一是要做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正确相结合,就要深入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和精神实质,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和强大生命力,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正确相结合的产物就是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明确提出了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他明确地说:“我们反对主观主义,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践马克思主义化。”要科学领会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特别是要领悟和体察经典作家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直至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做到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不断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战略思维能力、辩证思维能力、综合决策能力与驾驭全局的能力,真正地践行科学社会主义。

  二是要做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正确相结合,关键是要牢牢把握当代中国的实际国情,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前提。要把马克思主义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任务、目标结合起来,坚持和用好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防止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和“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干扰。要突出问题导向,着眼于实际问题的解决。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发展的必然趋势,要把“用”落实到解决党的建设和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所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来,牢牢把握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切切实落实到提出、解决实际问题的正确路线和有效办法上来。

  三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正确相结合,既要及时跟进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发展实践,又要注重吸纳一切有益的人类文明成果,推动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正确相结合,同中国长期的阶级斗争实践、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经验、中国的传统文明、中国的民族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际正确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华民族实现了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富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更加富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当前,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从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际出发作出新概括、获得新认识、形成新成果;坚持问题导向,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关注和回答时代提出的一系列重大课题,为解决新时代面临的重大问题提供新理念、新思路、新政策、新办法;以宽广的视野吸收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密切关注和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成果,密切关注和研究世界各国共产党、社会主义事业、科学技术进步和政治、经济、文化的新发展。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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